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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性质研究（下）
-----独立审计的经济法责任

肖义方

一、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由于某种事实状态符合经济法的特别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1] 关于它的名称，学界主要有：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律责任等不同的称谓，但绝大多数赞成使用“经济法责任”，[2] 本文亦认为采用“经济法责任”的表述比较恰当。经济责任是一个泛化了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非常模糊，不适合作为法学术语用于经济法学理论和法律术语用于经济法实践；经济法律责任则容易造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的混同，使人误认为是所有经济法律规定的责任，而且，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法学中通常将“民事法律责任”简称为“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简称为“行政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简称为“刑事责任”，容易引起人们将“经济法律责任”简称为“经济责任”的误会。因此，本文采用“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上之法律责任的专用术语。
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从广义来说，应该是所有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主体违反社会化契约的约定而对其他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了独立审计法律关系的结构，认为它是一个多层主体构成的社会化契约关系。第一层主体是政府，政府接受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代理人，有义务对企业经营管理当局作审计监督；第二层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协会，有限政府的审计监督行为并不是由自己亲自实施，而是通过制定系统的独立审计制度，培育行业协会这样的社会中间力量，由社会团体行使政府代理职能；第三层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行业协会通过一定的控制手段吸纳合格的会员来具体从事审计业务，并向公众提供审计信息；第四层主体是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采用审计成果，同时通过企业给注册会计师支付审计公费，通过国家税收的形式支付政府代理费。[3]
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中，不同的主体负有不同的义务，相应的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政府的契约责任根据本国采取的审计管理体制不同而不同，采行业自律型管理体制的，政府（国家）只承担立法等抽象行为的义务，而不负具体的契约责任。采政府干预管理体制的，政府应当负有监管的责任，这种责任本质上说是一种委托代理责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利益相关者可以有两个途径补救：一是通过司法程序要求政府履行监管义务；一是利益相关者自行监督，付出的监督成本由政府赔偿。当然上述途径仅是理论探讨，世界上还没有这方面的实例。不过，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政府自知能力有限，一般都不主动承担具体监管义务，而是将此义务给予民间组织，如美国在2002年前由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管理。但是，行业协会从资金、人员、技术等诸方面都与会员有密切联系，不可能纯粹地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行业自律有天然的缺陷。于是，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SOX）规定了一个新模式，即成立一个新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代表公众利益对审计进行监督。PCAOB由五人组成，其中三人是代表公众利益的非会计专业人士。SOX的出台，使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趋于完善，在PCAOB成立以前，行业协会既代表会员利益，又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监督会员，往往会产生利益冲突；PCAOB成立之后，使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的组织独立，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关系得到理顺，能更好的保障各方利益。
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制度安排，政府往往把自己享有的行政权力与应当履行的经济义务混而不分，过度崇尚国家强制力管理，而对代理缺位或失误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谈不上什么政府责任的问题。
“第三部门”（含行业协会和独立监督组织）的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义务在于制定职业标准、选择合格执业人员及对审计人员进行监督，其责任在于它监督缺位后应承担的后果。如果第三部门没有适当履行监督职责，利益相关者应当有权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强制履行。因为“第三部门”是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其经费来自于会员的会费，不可能有财产赔偿的能力，因此不能也不可能追究它的财产责任。
对于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应当承担多重责任。首先是财产责任，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自己的行为造成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具体赔偿的范围我们将在以后章节详细论述；其次应当承担伦理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不但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而且损害了行业的声誉，应当受到行业协会的警告、公开谴责和降低信用等级等制裁；第三是行为责任，根据需要，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监督机构可以要求注册会计师公开声明更正错误、暂停执业、进行业务和职业道德学习等；最后，如果注册会计师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水平，行业组织可以撤销其注册，使之丧失从事审计业务的能力，承担能力责任。
虽然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主体结构十分复杂，但是该社会化契约是以提供独立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为中心建立的，人们最关心的而且最复杂的是注册会计师违反契约的责任，本文研究的主题也仅限于此。因此，我们将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作狭义理解，仅指注册会计师的经济法责任。本文所称的“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除本节外，均指“注册会计师经济法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基础
我们要探讨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是否有独特的具体形态，首先要确定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范围，因为责任范围决定了责任形态的表现形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总体来说，法律责任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护既有的法律关系的制度，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化的契约关系，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为全社会提供客观公正的会计信息，其成果的受众广泛。在证券市场上，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是法定的公共信息，这种信息是对公众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鉴证的信息。通过独立审计的鉴证，既提高了公众公司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又可以帮助投资者对投资对象进行判断和离析，从而维护了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形式上，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由委托人委托来启动的，实质上注册会计师审计是被审计人的法定义务，审计的成果并不是仅仅为委托人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权威的公共信息。因此，我们说注册会计师经济法责任是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于责任的基础关系是应社会整体利益需要缔结的，在于缔结社会化契约的利益相关者是对独立审计制度的信赖，在于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信息属于公众信息，还在于注册会计师经济法责任的目的是保障社会整体利益。那么，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应当限定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使社会成本增加的范围内。怎样具体判断增加了多少社会成本呢？我们需要对社会审计成本与社会审计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如果审计的收益与审计的成本之间的差额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水平，他们就不会产生审计的需求，独立审计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如果他们收取的审计公费与可能承担的审计责任的差额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水平，他们也没有提供审计服务的动力，独立审计制度也不可能存在。由于独立审计是社会化契约，契约当事人听命于利益相关者整体，具体的个人对既定的社会化契约往往只能接受，所以，以上的利益对比应当从宏观上来分析。先分析审计需求，假设在没有审计监督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为I1，损失率为P，损失为L1=I1·P；在有审计监督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为I2，预期收益为（B+I2），如果审计失败，利益相关者的损失为L2=I2·P，假设利益相关者信赖审计，I2＞I1。如果按照传统民法的契约责任赔偿原则，审计失败后，利益相关者获取的赔偿应当为（B+I2）。再分析审计供给，假定注册会计师获取的审计公费是A，预期的审计失败率为Pa，注册会计师可能承担的最大赔偿额是C=A/Pa。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其民事责任只考虑具体案件的损害，以及对案件当事人的影响，即是否给予了受害人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补偿。而对于社会化契约而言，它不仅要考虑案件的具体当事人，而且要考虑具体案件的责任后果对整个社会和整个制度的影响。如果注册会计师对于审计失败的赔偿大于C的话，势必损害独立审计职业，造成行业萎缩；如果赔偿小于（L2-L1）的话，势必造成独立审计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利益相关者没有需求的积极性，社会将失去一项有力的监督制度。因此，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考虑，审计失败的财产责任L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L2-L1）＜L＜C。如果C＜（B+I2）的话，那么利益相关者只能得到部分经济补偿，至于这部分经济补偿怎么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则属于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构成要件要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权利主体的选择和注册会计师过错的认定来确定对具体受偿人的赔偿范围。

三、注册会计师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
利益相关者缔结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主要目的是取得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独立审计的经济法责任首先应当保护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保护经济利益的直接方式就是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因此，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财产责任形式。财产责任就是注册会计师因审计失败应当给予利益相关者经济赔偿的责任。财产责任一方面可以使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得到弥补，维持利益相关者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不勤勉尽职的注册会计师受到应有的经济惩罚。虽然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财产责任形式与民事责任的财产责任形式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质的不同，上面我们对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基础作推理的时候已经强调过，经济法的财产责任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进行补偿，是关注利益相关者整体受损的情况，而民事责任关注的是具体的个人受损的情况；经济法责任确定经济补偿的范围是基于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平衡的考虑，而民事责任是基于对具体受害人是否能给予充分补偿的考虑。
对审计失败负有过错的注册会计师除了应当承担财产责任外，还应当承担财产以外的其他责任。这种责任的直接诱因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为了保证职业的生存，必须采取措施提高自己可以承受的赔偿能力。上面我们提到，注册会计师可能承担的最大赔偿额是C=A/Pa，为了提高C，一方面可以增加A，另一方面减小Pa。增加审计公费并不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一方可以决定的，而是需要在社会化契约谈判中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归根到底由社会审计成本的承受力来决定。因此，从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来说，只有一个途径提高赔偿能力，那就是采取措施减小审计失败率。为了减小审计失败率，行业协会必须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前面我们说过，行业协会引导注册会计师提供独立审计服务，其本质是代政府履行代理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经济职能，那么政府也有动力将行业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措施法律化，使之成为独立审计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施加给注册会计师的措施就成为注册会计师因审计失败必须承担的经济法责任。
这些非财产性的经济法责任根据采取的措施不同可以分为伦理责任、行为责任和能力责任。伦理责任是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指注册会计师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应当承担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大公无私，他人至上，而是从事该职业起码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强调伦理责任并不是经济法的首创，其实民法的契约责任、诚实信用原则等都含有伦理因素。[4] 注册会计师伦理责任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对注册会计师，协会给予警告、公开谴责；对会计师事务所，协会给予公开谴责、降低信用等级等。行为责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对自己的过失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具体形式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在指定的范围、以指定的方式公告更正审计报告；二是限制或者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能力，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专业性强，知识更新快的行业，如果注册会计师不重视继续教育，一段时间后，可能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满足独立审计的基本要求，业务能力达不到专业要求的水平本身就是注册会计师最不可接受的主观过失。对于不能胜任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采取措施暂停其执业，并给予其业务培训，提高他的业务能力。所谓限制行为能力，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暂停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能力责任则是剥夺注册会计师从事独立审计的权利能力，对于严重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则的当事人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协会应当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将之清除出注册会计师的队伍。具体措施是注销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登记，撤销会计师事务所的执照。

四、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前两节我们通过分析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形态，揭示独立审计民事责任理论的缺陷，行政责任代替经济法责任的弊端，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客观存在，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使这一新兴的法律责任在理论上有更完整的形象。
（一）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是注册会计师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我们认为，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化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注册会计师是独立审计的受托人，社会公众（包括公司管理当局的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是实质上的委托人。这样，注册会计师受到社会化契约的约束，必须全面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不能明确指出具体的责任相对个体，只能认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相对社会公众。至于社会公众中，具体到哪些人有权接受损害赔偿，是根据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基础和构成要件，从社会成本上作判断。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才是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无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人仍然是社会化契约的主体，只是他们仅享有相对不完整的权利，如享有利用或者不利用社会化契约成果的权利。因此，在社会化契约中，原权利和救济权利是相对分离的。
而民事责任完全不同，民事责任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是原子化个体对原子化个体的责任，即特定私权主体对特定私权主体的责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侵犯对方的权利时，使对方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法律便迫使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同样的不利后果，以使受害人被破坏的平等地位和被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或弥补。民事关系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具体明确的，民事责任的范围也是确定可知的，权利主体的原权利和救济权利是统一的，这种确定的、具体的权利只需要形式正义就可能得到实现。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国家的责任。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会使国家受到损害，法律便迫使加害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这是个体对国家的责任。追究一个行政违法者的行政责任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不同于经济法和民法，追究经济法责任和民事责任是权利人救济权利的实现。权力的实现和权利的救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责任的形式方面，三种责任都有财产责任的形式，经济法和行政法还存在非财产责任的形式，如注册会计师因过错审计失败，可能要承受暂停执业的经济法责任和罚款的行政责任；如果三种责任都以财产的形式承担的话，行政责任的受益者是国家，如罚款的款项要归于国库，不属于任何个人，经济法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受益者都是具体的个人。
（二）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是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并重的责任
在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中，注册会计师既要对公众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承担损害赔偿的财产责任，又要对社会承担一系列的非财产责任，我们把这些非财产责任概括称为伦理责任、行为责任和能力责任。所谓伦理责任是指以注册会计师因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应受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开谴责、警告，对会计师事务所降低信用等级等为内容的责任；所谓行为责任是指以注册会计师协会暂停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的执业，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指定的范围、以指定的方式公告更正审计报告为内容的责任，或者要求注册会计师停业学习，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能力责任是指以注册会计师协会撤销注册会计师的注册，终止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的执业资格为内容的责任。[5] 与经济法责任不同，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行政责任主要是人身责任，虽然行政责任也采用行政罚款等方式，但主要是对行政违法行为人给予拘禁、警告、记过、开除公职等行政处分方式；而经济法责任既有财产责任，又有非财产责任，且二者并重，难分主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自从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以来，一直是以追究注册会计师的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刑事责任。这些行政责任主要包括《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政府主管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给予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营业、撤销注册，对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暂停执业和吊销执照；《证券法》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会计师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的资格证书；以及证监会的有关法规规定的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撤销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等。在经济法理论中，有学者把类似注册会计师的这些现在称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制度统统拉入经济法责任之中，认为《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本身就属于经济法部门，其责任当然是经济法责任。这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抢地盘”似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一方面，它混淆了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经济法责任简单化，既不利于经济法学的完善，也不利于整个法学的发展。我们认为，学科的划分，是以研究的方便为导向的，立法是以法的适用方便为导向的，从立法技术上考虑，一项具体的法律，必然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综合，为什么非要硬拉一个什么法属于经济法呢？为什么把分明属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规范，生硬的认为是经济法的规范呢？如果真要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真正的经济法研究受到忽视，经济法学的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立法、司法实践，经济法学得不到其他法学的认同的不良后果。
我们应该正视，在我国现行的《注册会计师法》和《证券法》中，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经济法责任的规定，这些法律把一些本属经济法责任的内容视为行政责任，把追究的权力赋予给有关国家机关，这是我国立法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经济法理论的落后。当然，明确提出经济法概念的国家并不多，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这些国家对实质的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也并不影响在这些国家对我们所称的“经济法”的立法，如美国就有世界上竞相借鉴的证券立法和注册会计师立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长期以来把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混同，强调国家强制力在经济法中的作用，走向了偏误，这种偏误表现在责任理论上就陷入行政责任之中不能自拔。再者，我国的经济法研究忽视了“第三部门”在经济法责任中的作用，[6] 现有的立法往往把会计师协会这样有权追究责任的行业组织视为行政法的授权主体，它们追究的责任归类于行政责任，这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第三部门”制度的一种不完整的引进，使得我国的社会组织立法呈现出“四不象”的混乱。
本文主张我国应当给予被称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完整的法律地位，承担起代表社会公众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经济法非财产责任的重任，[7] 以区别于通过政府部门追究的行政责任。
（三）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是补偿性与惩诫性相结合的责任
经济法责任中有关财产的责任是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财产损失的不利后果，客观上具有惩罚的意义，同时，与民事责任一样，还具有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的补偿意义。至于民事责任是否具有惩罚性，观点并非一致。有人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依据平等原则，民事责任只能具有补偿性，不能具有惩罚性，因为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谈不上谁惩罚谁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法律责任是国家法律对行为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是以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作后盾的，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强制分配给行为人的负担，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两者的观点都有合理的方面，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民事责任的首要功能在于给予受损人以补偿，使受损人恢复到损害前的状况，民法是通过这种对旧有权利的维护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对行为人的处罚来维持社会秩序。认识这一点对区别民事责任与经济法责任是有意义的，民事责任的补偿性体现了“可预见性”和“充分性”特征，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前，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如在违约责任中，当事人只对相对人承担责任，责任的范围限于约定的范围，侵权责任虽然具有对世性，但只有受侵害者才具有请求赔偿的资格，受到侵害的人毕竟是可确定特定人，对于受害者，行为人必须给予充分的补偿，使受害人恢复到受侵害前的状态。在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的财产责任中，受害主体众多，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对不确定的每一个受损人都给予经济补偿，只能通过归责基础作出适当的判断，确定有权请求赔偿的主体，对他们的损害，注册会计师也只能给予适当的赔偿，而不一定是充分的赔偿。因此，经济法的财产责任一方面表现为补偿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惩罚性，其责任功能不是以维护受侵害时的原状，而是为了维护现实的社会秩序。
经济法责任除了财产责任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功能外，其非财产责任具有惩诫性。经济法的惩诫性是与行政法的国家惩罚性不同的一种特性，“惩罚”表现为一种国家的权力，包括财产责任的惩罚性也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而“惩诫”包括“惩罚”和“教育”，主要是体现一种权利（不是权力），社会组织的惩诫权利形式上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权，但本质上是通过社会化契约获得的社会公众的授权，它不是一种国家授予的政治性权力，而是社会公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得到的委托授权。
（四）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认定高度复杂和技术化
证券市场是高度复杂和技术化的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相比，证券市场的供需主体及决定供需变化的因素与机制更加复杂。从市场主体来看，从政府到企业、从机构到个人，形形色色，非常广泛，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对市场的熟悉程度、对市场的要求千差万别。从市场构成来看，不同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内部运作机制各不相同。从交易工具来看，有债券、股票、基金及金融衍生商品等，各类工具在性质、交易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既自成体系又彼此联系。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证券实质上是市场对资本未来预期收益的货币折现，其预期收益受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所属行业前景、经营者能力、个人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从投资人的动机来看，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与投机行为相互伴生，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投机行为往往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投资者投资受损之后，往往很难认定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即使是可以大致确定引发损失的因素，也很难把损失在复杂因素中定量分配。
独立审计是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专家服务活动，审计人员需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会计信息的鉴证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技术过程，没有专业背景的受害人和并非从事审计专业的法官很难判断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是否有审计虚假、未尽职业谨慎，也很难认定受害人的损失与注册会计师的损害行为中存在的因果关系。
以上两种高度复杂和技术化的事物加和在一起，更增加了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的复杂性和追究责任的难度，使证券市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具有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比拟的特殊属性。

注：

[1] 翟继光：《经济法责任研究》，http://210.45.216.238/~fxy/lawreview/lr5/jjfzryj.htm。
[2] 管斌等：《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
[3] 参见肖义方：《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性质研究（中）》。
[4] 参见邱本：《市场法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5] 责任的分类受到漆多俊教授的启发，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195页。
[6] 可喜的是，这种现象已经受到经济法学者注意，参见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sile.org.cn；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页以下。
路面施工人未尽提示义务，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冯明超


【裁判摘要】虽然摩托车与收割机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路坑)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在超车过程中，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而造成。但彭州市养路段作为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根据相关规定应在其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尽到其提示来往车辆在经过施工路段时放慢车速及注意避让障碍物的义务，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由于彭州市养路段未在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其行为有过错,使摩托驾驶员杨波在途经施工路段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人应当对其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成民终字第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波，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华，男，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丽春镇庆桂路131号。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朝芳，女，1952年6月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法定代理人杨波，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伯虎，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棉竹市清道镇石墙村1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天金，男197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棉竹市清道镇石墙村1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府中路交通局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化龙，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养路段。住所地彭州市致和镇护国村。
法定代表人左明海，段长。
上诉人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因与被上诉人黄伯虎、张天金、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9月11日5时20分，黄伯虎驾驶川NU600006大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搭乘张天金从什邡市沿彭什公路往彭州市方向行驶，至银定村九组路段时，因车行方向右侧路面正在养护施工，黄伯虎驾驶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左侧相邻中心线车道向前行驶，当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后，杨波驾驶川AVP023摩托车搭乘其妻李雪梅从后面同向行至此处，杨波见黄伯虎驾驶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速度不快，便准备超车，在杨波超车过程中，因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黄伯虎、张天金、杨波、李雪梅受伤，李雪梅经抢救无效死亡。2005年11月30日，杨波的伤残、护理依赖程度经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该交通事故经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查，本次事故黄伯虎驾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黄伯虎的违法行为是本次事故的唯一过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明，1、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该交通事故；2、杨波系杨国华、黄朝芳之子、杨旭之父；3、杨波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2天，开支医疗费用53416.35元；4、张天金支付杨波的医疗费等20250元；5、杨波等人共开支交通费173元，开支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共计1055元；6、正通道桥公司是事故路段的管理者、经营者，2005年7月12日，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将双彭什公路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7、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路面的维修工程正在由彭州市养路段施工；事故路段未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8、黄伯虎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现正在监狱服刑。9、杨波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四川分公司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该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杨波开支的医疗费用已在该保险公司理赔。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庭相一致的陈述，户口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医疗费发票，出院病情证明，交通费发票，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发票，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伤残、护理依赖鉴定书，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查黄伯虎、张天金以及杨波的询问笔录，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汉彭什公路维修合同协议书，通知，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6）彭州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收费许可证申请表，四川省交通厅文件，证人张XX、唐XX、张XX的证言在卷为证。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属于“多因一果”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还是“一因一果”的侵权？法院认为，“多因一果”行为是指数个行为人无共同过错但其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正通道桥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经营者，在发现汉彭什公路路面需要维修时，将汉彭什公路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其发包行为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其责任主体应为“施工人”，而不是道路的管理者，杨波等人也无证据证明正通道桥公司有疏于管理的过错，故正通道桥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彭州市养路段按照汉彭什公路维修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在事故路段施工，其施工行为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是事故路段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虽然没有在施工路段设立警示标志，但黄伯虎驾驶的川NJ0600006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川AVP023摩托车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事故的发生是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因黄伯虎驾驶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造成的，与施工路段是否设立警示标志没有因果关系，故彭州市养路段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系黄伯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造成的，属于“一因一果”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本次事故的责任认定，既黄伯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予以采纳。黄伯虎的违法行为导致杨波为一级伤残，应由黄伯虎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张天金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其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张天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黄伯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应与张天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杨波等四人主张的各项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张天金应赔偿杨波等四人因杨波受伤致残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理费用。杨波要求的残疾赔偿金51606元、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伙食补助费320元、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共计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予以支持；杨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274.20元/年×10年×1/2=11371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按照每天11.16元计算至评残的前一天，计80天，其费用为892.80元；杨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每天2人护理，每人每天30元计算应为1920元；杨波要求评残后的护理费281260元的诉讼请求，其计算标准有误，应予纠正。其费用应为：30元/天×20.92天/月×12月×20年=150624元；杨波要求评残后的营养费392375元的诉讼请求，因杨波未提供医疗机构相关意见，故对杨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波要求赔偿餐费15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国华、黄朝芳要求赔偿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杨国华、黄朝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故不予支持；杨波要求轮椅费以及继续治疗费的诉讼请求，因杨波未提供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也未提供继续治疗费用的数额，杨波可待这些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杨国华、黄朝芳、杨旭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关于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黄件虎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故杨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天金已垫付的医陪费20250元应在应赔偿的款项上扣除。黄伯虎、张天金、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辩称杨波的医陪费用在保险公司理赔，不能重复计算，原审法院认为，杨波购买的意外伤害除属于人身保险，其受益人并非为黄伯虎、张天金、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杨波虽然在保险公司理赔，并不能免除对杨波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因交通事故导致杨波受伤致残给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造成的各种损失为：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92.80元、护理费1920元、营养费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费、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李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共计272198.15元，由张天金赔偿，扣除黄伯虎已支付的医疗费20250元，实际由张天金赔偿251948.15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由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正通道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养路段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的其他诉论请求。案件受理费7333元，其他诉讼费3666元，合计10999元，由杨波四人负担500元，张天金负担10499元（张天金应负担的1049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交付法院）。
宣判后，原审原告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按20.92天计算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是错误的、应按每月30天来计算。2、李国华、黄朝芳年迈多病，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应判决支付杨国华、黄朝芳被扶养人生活费。3、一审法院以正通道桥公司不是施工人，认定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正通道桥公司是施工路段的经营者、管理者，正通道桥公司在长达2个月之久的维护时间内，未采取封闭施工，未设立警示标志，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认定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虽然没有在施工路段设立警示标志，但黄伯虎驾驶的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摩托车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缺乏证据支持。相关证据证明收割机与摩托车并没有避开施工路段已进入相邻车道正常行驶，而是为了避让路坑，摩托车左转发生了碰撞。5、本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由于正通道桥公司和彭州市养路段在来车方向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锥形筒和安全防护措施，杨波在发现有路坑时，才仓促左转与收割机发生碰撞，虽然两个行为有先后之分，但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应负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黄伯虎二审答辩称，黄伯虎有过错，但彭州市养路段未设立警示标志，也有责任，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张天金二审答辩称，对一审确认的赔偿金额无意见，但彭州市养路段、正通道桥公司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正通道桥公司的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彭州市养路段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其委托代理人对肖纪周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交通事故段在事发当天之前正在修路，整个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没有封闭施工。收割机和摩托车没有避开施工路段，不是在相邻车道正常行驶过程中发生两车相撞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经质证，被上诉人张天金、黄伯虎无异议，被上诉人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认为不属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调查笔录，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判判决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正通道桥公司作为汉彭什公路的经营者、管理者，其将汉彭什公路的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进行维修的行为是合法的。彭州市养路段作为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根据相关规定，应在其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尽到其提示来往车辆在经过施工路段时放慢车速及注意避让障碍物的义务，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本案的事实是黄件虎驾驶的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摩托车在施工路段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时，彭州市养路段施工的路段无警示标志，即彭州市养路段未尽到提示的义务，其行为是有过错的。虽然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杨波在超车过程中，黄伯虎驾驶的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而造成，但由于彭州市养路段未在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的过错行为，使杨波在途经施工路段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旆工人应当对其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上诉人提出发生交通事故是因杨波发现右面道路施工突然转至左边道路以及避让路坑而引起的主张，因杨波的主张与其在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陈述不一致，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黄伯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造成，黄伯虎应承担主要责任，彭州市养路段承担次要责任，正通道桥公司作为施工路段的管理人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由于本案不属于共同侵权，故彭州市养路段、黄伯虎应在各自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相关事实，由彭州市养路段承担30%的责任，黄伯虎承担70%的责任，因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该交通事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产生的，故应由张天金承担赔偿责任，黄伯虎在这次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失，故应与张天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杨波等四人主张的赔偿费用，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确认的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92.80元、护理费1920元、营养费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计算问题，根据国务院在2000年3月17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令第270号）中的明确规定，即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应为20.92天，故一审判决杨波评残后每月护理费天数按20.92天计算是正确的。对于杨国华、黄朝芳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杨国华、黄朝芳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原审对杨国华、黄朝芳要求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上述确认的赔偿金额，按照承担责任的比例，由彭州市养路段支付杨波等四人赔偿费用81659.45元（272198.15×30%=81659045元）；由张天金支付杨波等四人赔偿费用170288.71元（272198.15元×70%-20250元=170288.71元），黄伯虎对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即：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因交通事故导致杨波受伤致残给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费、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共计272198.15元，由张天金赔偿，扣除黄伯虎已支付的医疗费20250元，实际由张天金赔偿251948.15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由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养路段的诉讼请求。
三、彭州市养路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各项赔偿费用81659.45元。
四、张天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各项赔偿费用170288.71元，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案件受理费准予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免交。一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负担方式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