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程序价值的一般含义
法律价值有三种基本的含义：第一，价值观念，即存在于一定人群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ideas）；第二，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standards）；第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objectives）。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民事程序的价值，研究者都必须关注价值的一般含义。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中，“价值（value）”一般被认为是客体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具体而言，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它以主体客观存在某种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事物必须恰好具有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者功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价值其实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的满足需要或者有用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价值的含义还包括主体对自身需要的不断超越性。显然，这里的价值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将价值的哲学意义定位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其背后暗含着主体具有的相对于客体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引申开去，到最后便将主体自身也湮灭了。困扰着现代人的孤独感、无家可归感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前几年学者们大都认为秩序、安全、正义、自由以及效益等是民事程序的价值。
现在，学者们已经开始强调民事程序的内在价值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已经不少了。故笔者不再重复，而是着重探讨一下价值的一般含义。
按照现代哲学论伦理学的一般理论，价值最初属于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意为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也就是某一物品或活动所蕴涵的劳动量。19世纪，在众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下，“价值”这一概念开始突破其经济学意义，而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目前，价值已经被人们普遍视为（哲学）伦理学上的核心范畴。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伦理学主要是就“善”与“恶”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学科，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设定对人、社会、国家以及法律制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我国哲学界将价值定位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是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认识论、忽视价值论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相应地，法学界在法律价值问题研究上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价值存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属于认识论上的范畴。众所周知，认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探索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寻求真理,对人、事物的价值评价，并非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故而，将价值完全定位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前提构建价值理论，这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价值研究的方向。而只有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对人、事物、制度的价值评价才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应与一般的法律价值研究一样，摆脱哲学认识论的束缚，摆脱那种将价值定位于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实际上，民事诉讼决不仅仅是一种以查明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此外，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也不是由单一主体而是由多个主体通过交互作用进行的，这些主体之间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而且往往会因为利益的矛盾冲突而处于直接对立的诉讼地位：双方当事人为了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攻防，法院代表国家运用法律对这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进行判断，法院的判断除了要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外，还要执行国家的司法政策，考虑国家的及社会公共的利益。那么，民事诉讼活动究竟要满足哪些诉讼主体的需要呢？这不是认识论所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由上可见，只有走出单纯的认识论角度，迈向价值论，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掴臼。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就是所谓的“善”，它是一个“最普通的褒义形容词，意为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是值得羡慕的，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由此可见，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被区分为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两个方面，即“作为方法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据此，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有两项独立的价值标准：一是外在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也就是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实现某一外在目标而言是否有用；二是内在价值或者固有价值，也就是该项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

二、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尤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此，笔者以为，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思辨活动，而在于为人们评价和重新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提供一系列合理的价值标准。法律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观念、标准、和目标三个角度。其中，价值标准带有根本性。其理由是，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或程序，法官、当事人往往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评论，这种评论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因个人利益的得失胜负而得出各不相同的评价结论。然而，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标准，不应依附于诉讼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应有着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否则，这种评价很难具有公允性而得到诉讼各方的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还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相对独立的评价。民诉程序价值是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组合体。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主要表现为民诉程序对于实施民事法律的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则主要指民诉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使诉辩双方真正受到公正的对待，其应得的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以前，人们倾向于从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评价民诉程序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形成正确的裁判结果，民事诉讼法只是为顺利、正确地实施民事法而服务的。由这种逻辑引申开去，最终必然走向否定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固有价值。按照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标准，人们对某一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诸如公正性、人道性、合理性等方面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因此，有关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最终将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独立意义的认识。
三、民事诉讼价值的诸方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近年以来，学者们对民事诉讼 程序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价值概括为公正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自由、秩序与程序保障、诉讼民主以及程序安定。还有学者将民诉价值划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益，外在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应当说，学者们就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所进行的研究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有益的。不少学者显然从法哲学的一般理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和启示，并力图使自己的民诉价值研究适应流行的法律价值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民诉价值不是单一的，而带有多元性，秩序、安全历来为各个国家所看重，但自由、权利保障和正当程序等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此外，民诉活动也要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标准。然而，这种将一般法律价值直接移植到民诉法中的做法，有着过于空泛的不足。实际上，诸如自由、安全、秩序、正义之类的价值，即可以被视为一般法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可以成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价值标准。研究者如果直接将这些价值套到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时显得既不恰当，又难以自圆其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应是指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些价值不存在于诉讼结局之中，而应属于评价民诉程序或者过程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过程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不是指什么抽象的安全、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而包含着内在价值（公正价值）与外在价值（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两个方面。为实现其内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必须符合特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具有特定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为实现其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还必须考虑如何对民事法的正确实施具有的效用和保障意义。这两个方面的价值是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价值，相对于二者来说，经济效益价值则处于次级价值的地位，不具有选择上的优先性。此外，所谓的“社会效应”充其量不过是各项民诉程序价值在实现中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于经济价值之外的诉讼价值。
就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本身没有轻重之分，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的时期，基于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民诉程序的设计应当在这两项价值之间有所侧重。不过，我国民事司法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更多地关注程序的内在价值。第二，程序正义本身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要求的诉讼价值。尽管追求绝对的公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然程序公正也的确有着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标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立法者对民诉程序的设计，司法机构对民诉程序的实施，都不能低于这些最低的“法律伦理底线”。第三，目前，我们必须确立一种“限制、节制审判权，防止其滥用”的观念，使实体法的实施和程序工具价值的实现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四，必须将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抛开公正的程序而去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不能通过不公正、不人道的手段而去换取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及对策思考

□傅孙满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犯罪学领域的一个重点，如何有效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是探寻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进行治理的一次尝试。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动向变迁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约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到80年代已突增到70%以上，至今仍居高不下。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明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一般化趋向。一般化是指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小康及中产以上者有增加的趋势。作为计划生育条件下的独生子女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一般化”现象。有些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优越，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向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中。山东省少管所王延海的调查显示，2000年，在该所关押的少年犯中，有249名未成年独生子女，占总数的24.61%。
（二）女性青少年涉案原因和领域增多。传统上，女性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财产问题和感情问题。但现在多了一个新的问题：性乱问题以及暴力倾向和团伙犯罪增多。
（三）滥用毒品现象严重。一些青少年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记载：“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约52万，1999年为68.1万。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9.2%。”
（四）电脑犯罪迅速兴起。随着计算机机信息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针对和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犯罪形式。基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专业技术要求，当前计算机领域违法犯罪的主体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占绝大多数。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探究
人的违法犯罪总是在他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所滋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就有什么样的违法犯罪形式。探究青少年违法犯罪，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原因。
（一）社会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正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一是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供求失衡。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大量青少年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和失范现象，一些人因此陷入生计困境，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至少有约1000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1.2％。二是社会文化的污浊和媒介的误导造成青少年道德滑坡。青少年由于受不良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影响，长期浸淫于这种不良文化氛围中，青少年就会过多摄入其中传递的错误信息，引起社会化的偏向，使他们的行为失去准则，从而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三是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加重加快社会环境的恶化。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青少年大胆涉足一些对他们不宜的领域，一些青少年因此迈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学校原因。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负有最为重大的责任。而目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教育导向错误。最近几年虽然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但这是一种断层的教育概念，它和后面更高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不衔接的。在应试教育的模式没有真正改变的情况下，从教师、家长到学生，没有一方会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因此，在素质教育或整个教育理念中事实上存在着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东西，它必然异化了素质教育而使它形同虚设。二是教育方式不当。一些教师对学生缺乏爱心，不尊重学生的人格，甚至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降低了教育的效果；有的对学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善于教育引导，未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作用；更有一些教师师德不彰，不注重品行修养，陋习不避学生耳目，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在这种缺位教育的环境下，青少年未能得到良好的身心辅导，其生理、心理健康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旦处于诱发环境中，极易酿成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学校管理乏力造成校园治安环境恶化。这在城市非重点学校和农村学校表现尤甚。目前许多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是，重点学校和一些升学率较高的学校教学环境良好。而差的学校和农村学校则生源不足、资金缺乏，教师难以安心从教，整个学校管理松松垮垮、毫无生气。一些校外恶势力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校园的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青少年学生的偏差行为，把青少年学生进一步推向违法犯罪的泥坑。
（三）家庭原因。家庭是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子女的天伦关系保证了父母通过教养子女来塑造其行为规范，引导其融入社会。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一是家庭亲职教育弱化。一些家庭父母为了生计，双双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难以发挥传统的居家照顾角色，父母作为负担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出现家中子女自理生活、无人管教现象，学校（教师）——家庭（父母）——学生（子女）之间的交流减少，青少年陷入孤独的情形加剧，使得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施加影响的机会和效果增强。二是父辈权威弱化。一些父母仍拘泥于传统管教方式，或者以过于溺爱或过于严厉的态度来管教子女，不仅不能发挥家庭亲职教育功能，而且使子女失去家庭归属感与温馨感，并间接增加其反社会行为。当今青少年的父辈权威认同感趋于淡薄，敢于反抗上级、师长及父母，他们增强了独立、自主意识，但也滋生了倔傲不羁、自我本位、自我放纵等不良品性，往往不自觉地走入歧途。三是家庭稳定性的弱化。今天的家庭不仅经历着结构性变迁，而且经受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家庭生活已不再象传统社会那样简单纯朴，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而且造成家庭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产生恐惧、焦虑和缺乏归属感，给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建议
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既要抓住重点，又要有发展眼光，才能建立适应青少年违法犯罪形势的、动态的控制体系。
（一）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主体的责任。作为公权力的代理人，国家是应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负责的责任主体，因为它掌握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只有它有条件也应该为此负责。一要有明确可行的立法。首先要修改完善青少年立法，建立一个全面的青少年立法体系。其次要明确立法的主旨。从反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角度出发，青少年立法的基本理念应是对青少年进行保护，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因而，相对应的，应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受理机构的设置、处理原则的确立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等方面进行论证探讨，以期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体系。最后要讲究青少年立法的可操作性，使之成为一部确实能保护、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法。二要有强大严明的执法力量。建立强大严明的执法力量，是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组织保障。目前很多的执法部门对青少年涉足游戏厅、迪吧、夜总会等不宜场所该管的事不管，甚至参与包庇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社会环境恶化，违法犯罪大量滋长。因此，抓好执法队伍，推进规范化建设，培养一支强大严明的执法队伍，切实做到严格依法行政，才能有效消除各种不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良事物。三要大力解决就业困难问题。就业的困难造成许多青少年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因此，必须把我们的就业培训调整到与产业发展态势相适应，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平衡。另外，政府应当通过教育培训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来实现对就业的指导，促进两方面之间的快速磨合，解决供需矛盾问题。同时，要引导青少年在选择专业时考虑与就业相挂钩。特别是对数量巨大的因各种原因而过早辍学的青少年，要加强对符合劳动法条件、有劳动能力青少年的就业援助，把他们纳入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救助体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二）社会要营造文明向上的环境。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将诱导人们特别是善于模仿学习的青少年走上歧途。因此，作为营造社会环境的成年群体，要负责任地营造一个文明向上的环境，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一个规范有序的环境、有着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一个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青少年犯罪者大多存在着因缺乏行为规范的正确引导而导致社会化受阻、中断或偏向。因此，必须尽快确立一个顺应时代要求、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以消除社会行为导向的不确定性。二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庸俗化。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转为唯利是图、明哲保身，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其结果是，社会出现一种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窘境，公德成了一个遥远的名词。青少年正日益成为这种社会价值观的牺牲品，他制约了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因此，社会要建立有效自我约束的公德机制，在保障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免受不良社会环境侵害方面发挥良性自我纠正、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体系。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有效批判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公德，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三要形成良好的教育体系。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使教育真正成为泽被后世的好事。针对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加以重视的：（1）要明确教育理念。尽快着手解决与“素质教育”这一理念不相配套的教学体系，以使这一理念切实落到实处。（2）要增加学生的法律教育。把法律教育纳入教育规划，培养一批法制教师，开展系统的法律教学，以期培养青少年具备法律素质。（3）要重视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人格品德和思想品德。要改进教育方法，更加关心青少年的心理、思想发育状况，及时给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和帮助，合理引导，保护他们的个性发展，逐渐形成良好的人格品德和思想品德。
（三）家庭要负起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责任。家庭是承担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天然的第一环节。确保家庭在青少年初次社会化中切实地发挥作用，是预防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调查表明，那些感到与家庭、家人和学校关系密切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受暴力事件、自杀现象、性行为等不良现象的影响程度较小；如果父母在一天里的关键时刻比如早晨、放学后、晚餐和就寝前能够呆在家中，青少年的感觉就会好得多，安全感也就大得多；如果父母对学校抱有很大的期望，其子女遇到的情感问题比如自杀企图或沮丧忧郁就会少得多。这一调查结果，应当引起包括学校、家长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要多挤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多与孩子进行交流，教育他们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认识方法，学会正确地对待社会事物，形成良好的辨别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为青少年以后独立自主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