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长政发〔2010〕2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七日


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规范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民发〔2008〕156号）和《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长发〔2008〕16号）等相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保障家庭，是指家庭成员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状况和住房面积等条件符合规定要求，可享受住房保障的城市居民家庭。
　　本办法适用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高新区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
　　第三条　民政部门负责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认定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的管理工作。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的具体工作。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根据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可以承担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的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四条　各级发改、物价、财政、统计、公安、劳动与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金融、证券、税务、工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提供申请家庭成员相关信息，协助民政部门做好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工作。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应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六条　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为家庭成员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于1010元。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住房价格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对标准适时调整。
　　第七条　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下列人员：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且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四）与兄、姐共同生活且父母双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
　　（五）其他经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认定的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
　　第八条　配偶、未成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与扶养、抚养义务人未共同生活的，视同为共同生活。
　　在读的大中专学生，户口已迁出但仍由其家庭供养的，视同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第九条　父母与成年未婚子女共同申报住房保障且一并计算了住房面积的，视同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第十条　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具体包括：
　　（一）工资性收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及其他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
　　（二）经营性净收入：从事生产经营所获得的全部营业收入、销售收入扣除经营性支出后的净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土地和房屋出租收入、存款利息、有价证券股息红利、保险受益、其他投资收入、知识产权收入、财产出售收入（含房屋拆迁补偿收入）、其他财产性收入。
　　（四）转移性收入：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费、赔偿收入、捐赠收入、遗产收入、赡养（扶养、抚养）收入、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次性安置费和经济补偿金。
　　（五）县级（含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应计入的收入。
　　第十一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政府给予的奖金和特殊津贴，省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建国前入党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老党员生活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和义务兵家属优待金，退役士兵安置补偿费。
　　（三）政府、社会和学校给予贫困在校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和生活补贴。
　　（四）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五）因工（公）负伤人员的工伤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人辅助器具费，因工（公）死亡人员的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人身伤害赔偿金中除生活费以外的部分。
　　（六）从业人员按规定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或个人自缴的基本社会保险费（扣除社会保险费补贴部分）。
　　（七）企业职工因企业改制所获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
　　（八）征地拆迁补偿费中用于购买（或重建）住房、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费的部分。
　　（九）与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共同生活的离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离退休金）中等于或小于低保标准的两倍的部分。
　　（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
　　（十一）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
　　第十二条　工资性收入的认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对在职职工收入的工资性收入，由职工所在单位出具职工收入证明，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认定；其中月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劳动保障部门审核认定。工资通过银行发放的，还需提供银行工资存折。
　　兼职收入等其他劳动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评估认定。
　　第十三条　经营性净收入，由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者诚信申报，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通过相关职能部门调查评估认定。
　　第十四条　财产性收入的认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受益和其他投资受益，由申请人家庭诚信申报，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评估认定。
　　（二）知识产权收入、出租和出售房屋等资产收入，按照租赁、买卖等合同认定，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由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评估认定。征地拆迁补偿收入和劳动力安置补偿费凭拆迁协议及补偿金领取证明予以认定。
　　第十五条　转移性收入的认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凭本人养老金和离退休金领取存折予以认定。
　　（二）基本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通过银行发放的，凭领取存折予以认定；未通过银行发放的，由区劳动保障部门或街道（乡镇）劳动保障站出具证明，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认定。
　　（三）遗属补助费，通过银行发放的，凭领取存折予以认定；未通过银行发放的，凭单位开具的遗属补助费证明予以认定。
　　（四）赔偿收入、捐赠收入、遗产收入，凭人民法院调解书、判决书、协议、公证书等证明文件予以认定。
　　（五）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费，凭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文件以及领取证明予以认定。
　　（六）赡（扶、抚）养收入，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予以认定；没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赡（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1.5倍以下的，视为无赡（扶、抚）养能力；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1.5倍以上的，赡（扶、抚）养费按超过部分除以应赡（扶、抚）养人数的得数予以认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住房保障家庭：
　　（一）未按规定提出申请、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或证件、证明提供不齐全的。
　　（二）不配合或不授权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调查，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提供虚假证明，或故意放弃、转移生活权益和财产的。
　　（三）家庭拥有或使用机动车辆（残疾人专用车、摩托车除外），家庭成员或其供养的成年子女自费出国留学、旅游等，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支出明显高于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的。
　　（四）调查期内家庭银行存款、有价证券、股票、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金融资产1人户超过6万元，多人户（2人及以上）超过12万元的。
　　（五）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外地来长就读的在校学生。
　　（六）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七条　申请家庭先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家庭人口、户籍及年龄状况证明，然后凭公安部门的家庭人口、户籍及年龄状况证明到市住房保障部门申请办理住房困难证明，然后由户主通过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的书面申请，同一区范围内人户分离的，向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申请。申请家庭在提交住房保障的书面申请时，应授权民政部门对其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依法开展调查。
　　第十八条　户主在提交书面申请时，应当提供户口簿、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根据不同情况提供下列证件、证明：
　　（一）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提供户主出具的人户分离的情况说明和居住地社区出具的在当地的房屋、收入证明。
　　（二）自缴基本社会保险费用的凭证。
　　（三）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提供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收入证明或赡养、扶养、抚养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
　　（四）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提供残疾证。
　　（五）家庭成员中有重病的，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
　　（六）家庭成员中有16周岁以上全日制在读学生的，提供在读证明。
　　（七）家庭成员中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提供土地（山林、水塘）等生产资料承包或者租赁合同，以及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业收入评估证明。
　　（八）其他必需的有关证明。
　　第十九条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告知申请人相关事项，发给《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申请书》、《长沙市住房保障申报家庭诚信承诺及授权声明》、《长沙市住房保障申报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近六个月收入情况申报表》、《长沙市住房保障申报家庭财产情况申报表》、《长沙市住房保障申报家庭从业人员收入证明》。
　　申请家庭及其成员应如实申报收入和财产，认真阅读、理解并按要求签具诚信承诺及授权声明。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对申请家庭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验，确认为真实有效和完备的，应及时受理并予以登记，并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公示3日后无异议的，签出初审意见并将相关资料报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第二十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收到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报送的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在所在社区（村）张榜公示。公示3日后无异议的，报区民政局审批。
　　第二十一条　区民政局在收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由申请人所在社区（村）张榜公示。公示3日后无异议的，出具《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证明》，并在7个工作日内报市民政局备案。
　　第二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区民政局对经审核、审批确认为不符合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住房保障的家庭至少近6个月的收入和财产情况、支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有关个人、单位、组织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二十四条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对申请家庭及其成员的收入和财产情况进行查询。公安（车辆管理）、劳动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民政、金融、证券、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和机构应当如实提供下列与申请对象有关的信息，并出具书面证明材料：
　　（一）就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领取社会保险金的情况。
　　（二）住房公积金缴纳和使用的情况。
　　（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生产经营情况。
　　（四）个人、个体工商户以及企业的纳税情况。
　　（五）房产拥有、房产交易和房屋出租的情况。
　　（六）车辆拥有的情况。
　　（七）享受有关社会救助、优待抚恤的情况。
　　（八）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等情况。
　　（九）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情况。
　　要加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的建设，实现上述职能部门与民政部门专用信息系统的网络对接、信息共享。
　　第二十五条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息查证等认定工作时，应当派出至少2名工作人员，并出示相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在认定过程中获得的涉及申请对象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向与认定工作无关的组织或者个人泄露。
　　第二十七条　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可直接认定为住房保障家庭，不再进行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
　　第二十八条　《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证明》由区民政局核发，有效期为1年，1年期满需重新认定。
　　第二十九条　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审批资料以户为单位建档，其中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审批档案存区民政局，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审批档案存街道（乡镇）或社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第三十一条　申请住房保障收入认定的家庭不如实提供相关情况，隐瞒收入和财产，由区民政局收回已出具的《长沙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证明》或宣布作废，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省市信用信息征信系统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如实提供申请家庭及其成员的相关情况，或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区民政局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省市信用信息征信系统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第三十二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配合住房保障申请家庭的收入认定工作。无理取闹，侮辱、殴打收入认定工作人员，或阻碍审批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根据其违法违纪事实，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　条本办法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论世界各国社会法理论发展之趋势
——兼谈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法思潮
毛德龙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 东莞 523008）

摘要：社会法的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法学说是我们研究社会法理论不可逾越的学术积累。我国台湾地区秉承德国、日本的社会法学说，社会法理论研究已经处于寂落。中国的社会法研究大多是在经济法学者之间展开的，目的是以社会法的视角来论证经济法的独立价值。我国官方和学界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法主流观点，那就是社会法就是包括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在内的一个法律部门。
关键词：社会法；经济法；社会立法；法律的社会化

一、社会法在中国的兴起
关于社会法的研究近年来无疑是中国法学界的一大热门。什么是社会法，社会法的体系如何，社会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学者给出了异彩纷呈的观点。并且，基于社会法的视角来研究和认识经济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潮流。在中国的法学界，对社会法之所以勃发出如此高涨的热情，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安全网”的迫切需求外，还有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的原因，那就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贫困，激发了经济法学者对社会法研究的强烈欲望。这些研究，并非聚焦于西方学者真正关注的社会法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想通过社会法的理念来解释陷入困境的经济法理论。以至于，当我们搜索有关中国大陆的社会法文献时，十之八九是经济法学者投到社会法领域的热切期盼的目光。[ ]
二、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法理论研究状况之考察

作者简介：毛德龙（1977－），男，山东日照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公司法的研究。

（一）德国社会法简介。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的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1975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法典》，这为我们了解德国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实定法的依据，德国的《社会法典》成为我们理解德国社会法理论和实践的锁钥。社会法在德国成为独立的法学领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在德国，对于社会法亦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一，将社会法定位于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 ]其二，将社会法定义为实现社会政策而制定的法律，包括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和住宅法等；其三，将社会法等同于社会安全法，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主流，已经成为德国学术、司法实务、政治与社会上之共同话语与共同概念。[ ]随着德国《社会法典》的制定，社会法的内涵与外延之争似乎已经基本尘埃落定，所谓社会法通说就是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在德国，由法律特性与属性观之，社会法主要属于公法领域，尤其是公法行政领域。社会法作为特别行政法，主要隶属于给付行政的范畴，至于在一般行政中占极其重要地位的干预行政，则仅仅出现在社会保险关系中关于交缴保费义务的争议上。德国社会法的主要理念在于落实基本法中关于人格尊严的生存保障、社会法治国原则和各项社会基本权利。[ ]可以说，生存权保障原则、社会国原则是德国社会法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
（二）日本社会法理论总括。社会法概念在日本的兴起，其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战前的明治时代，但其真正成为独立的法领域，并获得实定法上的依据，则是战败之后的事。在日本，社会立法与劳工运动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起步的。日本的社会法学说受德国影响极大，但其研究却更进一步，颇有独到之处。[ ]日本对社会法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菊池勇夫的“作为部门法及法域”的社会法学说。菊池教授认为：社会法，是规范社会的阶级均衡关系的国家法规及社会的诸规范的统一名称。社会改良主义是社会法的基本理念，社会法的体系包括经济法、社会事业法和劳动法。[ ]第二，桥本文雄的“保护特定主体”的社会法学说。桥本教授认为，对于社会法，必须从法的主体变迁上来理解，社会法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法的主体是具体和特定化的，并具有保护经济弱者之功效。桥本教授还引进了“社会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被特定化了的社会集团。[ ] 日本现代民法的学科带头人、东京大学教授星野英一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以维持这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 ]劳动法、环保法、社会保障法、消费者保护法、公用事业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是社会法的组成部分。[ ]第三，加古佑二郎的“保护劳动者阶级这一具体主体”的社会法学说。加古佑二郎认为社会法并非保护所有的特定主体，而是保护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阶级这一特殊具体的主体。[ ]第四，沼田稻次郎与渡边洋三的“对市民法修正说”，沼田教授与渡边教授认为，社会法是作为对市民法的修正而存在的，由于市民法的贯彻和执行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进而对市民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特殊社会群体的生存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社会法就是基于社会正义，为维护生存保障权而实施的法律。这一学说实际上是对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禁止垄断法以及环保法等社会立法所作的法学注释。[ ]沼田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对古典民法进行修正的社会法，是以调和具体利益的对立为基本目的，其实质是确立具体的自由来限制和约束私的所有权自由。社会法就是以个人的利害从属于社会的统一整体利益为基本法理的法。相对于以个人的权利义务为核心的个人法，社会法则是对建立在个人法基础上的个人主义法秩序所存在弊端的反省，并以对其实施社会管制为显著特征的法。[ ]持“市民法修正说”观点的学者除沼田教授与渡边教授之外，依田森教授与角田丰教授也持同样观点。
在日本社会法学界，对于社会法之“社会”是“全体社会”还是“部分社会”学者之间颇有歧异。例如，菊池勇夫教授就持“全体社会说”，而沼田稻次郎教授则持“部分社会说”。对于此种歧异，关涉经济法是否社会法之组成部分，持“全体社会说”认为社会法领域只有在统合受到社会正义激励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乃至经济法时方得成立；而持“部分社会说”者则不把经济法放在社会法领域之列。时至今日，持“部分社会说”者已经在日本占主流地位，并在生存权保障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日本的社会法体系。[ ]无论如何，日本法学界基本承认社会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社会法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生矛盾之法学层面的反映；其二，社会法之成立不得欠缺身为资本主义受害者的社会集团的由下而上的实践运动；其三，此等矛盾反映在法学层面，并非以不同阶级间之力与力的对抗关系为始终，而系发展为法学上价值理念之对立。[ ]
（三）法国社会法理论掠影。在法国，社会法的范围比较广泛，凡是不属于传统公私法学所界定的研究范围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法。但一般意义上社会法被认为包括劳动法和社会安全法。法国于1956年即制定了《社会安全法典》，1985年做了大幅修改，称为新《社会安全法典》。法国社会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有：团结互助原则、强制与平等原则、制定法规范与协议法规范并存原则、政府不直接介入制度之运作原则等。[ ]
（四）英美国家之社会法概观。在英国和美国，社会法通常做较为广义的理解，美国一般称之为welfare law，英国则称之为social security law或者the law of social security。英美国家不太注重法律部门的构建与法律体系的整理，但是社会法这一概念和实定法依据在英美等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 leg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定义广为援引，她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就曾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以预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上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 由此可见，在美国，对社会法的认识，不仅局限于对特殊人群的生存保障，社会法还被上升至整个“社会安全网”的高度来理解。
三、我国台湾地区之社会法透视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社会法之认知有三：其一，社会法乃公私法之外第三法域或者团体法。持此论者主要有法治斌、韩忠谟等；其二，社会法乃社会政策之立法。持此论者主要有黄佑昌、林纪东、陈国均、刘得宽、陈继盛等。[ ]陈国均先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社会法的，他认为，从广义上讲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的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这些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的称之为社会法或者社会立法。[ ]其三，将社会法视为社会安全法。持此观点者有黄钦越、钟秉正、王泽鉴、郭明政等。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社会法即系以社会安全法为主轴展开的，但凡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职业培训法、就业服务法、职业训练法等均属社会法研究之范畴。”[ ]无独有偶，台湾留德学者钟秉正先生也认为：“社会法为我国（台湾地区）新兴之法学领域。其体系分类主要有社会预护、社会补偿、社会促进与社会扶助四项。”[ ]很明显，钟秉正秉承德国社会法学说也倾向于认为社会法就是社会安全法。
台湾学者蔡茂寅教授则秉承日本学者沼田稻次郎的学说，主张从市民法修正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法。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高度化，近代市民法的理念乃逐渐丧失其伦理性与社会妥当性基础，因之，法秩序之全面修正就成了燃眉之急。而为了校正此种与社会脱节的市民法原理，一种正视社会现实，以活生生的具体人类为规范对象的全新的法思维于焉形成。基于此种思维与具体立法以及法理论则被称为社会法。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从近代法到现代法，从市民法到社会法的一大原理转换。”[ ]同时，蔡茂寅教授也注意到市民法原理在社会法各个领域所受到的修正并不相同。例如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领域均是以生存权保障为其主要指导原理，但在环境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领域，生存权的指导性则不明显。然而，无论如何，战后社会法的思想基础及其实定法根据，最主要的仍是生存权保障原理。[ ]
与此同时，蔡茂寅教授还主张不要过分执着于社会法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应当将学界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具体社会法制度的探讨上来。蔡茂寅教授分析了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学者少有关注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原因，他认为：“第一，日本的社会法研究早已脱离初期兼容并蓄、浅尝辄止的粗糙阶段，学者通常只在单一的社会法领域进行研究，显现分工精细的高度化现象，因之即无必要对上位阶的社会法概念多做演绎。第二，社会法作为一个‘说明概念’固然有其学问上的意义，并且有助于‘思考经济’，但是其转化为‘工具概念’的疑虑则以祛除，有鉴于此，学者对此一概念的进一步探讨自然多有踌躇。申言之，社会法的工具概念化，可能出自其‘给付行政’的性格，演绎出无需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结论，助长行政的恣意、独断，反而有害国民在此一领域的‘权利化’地位之进行，弊端兹深，因此难获认同。第三，社会法概念的确立，在实践意义上也受到怀疑。这是因为如同后述，社会法的概念在日本极为广泛，同属社会法之各领域（例如社会保障法与教育法）相互之间，性质上往往大不相同，因此，即令确立作为上位阶概念的社会法之内涵与外延，亦难据此主张制定整合此一领域之共同原理的‘社会基本法’之必要性，从而其实用性受到怀疑所致。”[ ]应当说，蔡茂寅教授的上述分析颇值得我们大陆经济法学界和社会法学界的重视和借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社会法，尤其是社会保障法开始伴随着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从传统的社会保险完全由国家主导的局面，凸现出相当程度的社会参与性与协商性。[ ]换句话说，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法正在经历着由国家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四、中国大陆地区之社会法观点
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对社会法之认识，不出以上西方诸国以及台湾地区之理论概括。惟大陆学者对社会法之研究不能不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并且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与近年来社会法的理解也颇有殊异，兹分别述之：
（一）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社会法研究概况。在我国大陆地区，对社会法关注较早的当数李景禧先生，早在1936年，他就撰文指出：“社会法是近代历史上产生的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团法规，变动无常，范围不定，因此，要说明其内容，就困难了。” [ ]黄右昌先生则在1931年著文指出：“旧分类中，最不宜存在者，即公法、私法之区别也。……社会法包括经济法与劳动法，……此项分类，乃为动摇公法、私法的界限的一大关键。……十八世纪以来，国家法律制度，均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于是社会上发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极端现象，……故自俄国大革命之后，欧美诸国以及日本各法律家，改变态度，将倾向于国家主义者，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依据社会政策以立法，以冀调和劳资阶级之斗争。……于是法律上，对于无论何人，皆有保障其生活之义务，故以经济法与劳动法，为社会法之内包。”[ ]陈任生先生则在其撰写的《从个人法到社会法——法律哲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将社会法视为社会学法学派或者是法律社会学思潮。他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思潮，是建筑于个人主义的原则上面，十九世纪以后的法律思潮，则站在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上。在前者方面，有十八和十九世纪间的自然法学派，在后者方面，就是本篇所欲论述的社会法学派。”[ ]在民国时期，社会法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吴传颐先生。吴传颐先生在其发表的《社会法与社会法学》一文中对新兴的社会法学做了颇为深刻的研究，他指出：“通常认为社会法不过是保护经济弱者福祉的法，并不够理解社会法发达的真相。毋宁说社会法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法律思想的推移，所构成新的人间概念之法。换句话说，社会法观念之特征，正是近代社会和法律思想的反动。……社会法思想有四种意味：第一，剥去平等化、抽象化的人格者概念的表皮，从每个人社会地位之差别性：权势者或者无力者，而予以适当估量。……第二，基于个别的社会权势者和无力者地位的不同，进一步考虑怎样保护后者抑制前者。……第三，社会法的思维，设想每个人为社会成员之一，好像螺丝钉之为机械的构成分子一样。所以纵然是私的关系，也得作为社会关系之一来把握。这样，私的关系，在私人之外，不能不由社会的大存在者出来监视和干涉了。第四，社会法的形式和现实，不能如现存制定法的形式和现实，发生南辕北辙的现象。必须在新的平面或立体上开始调和和适应的工作了。”[ ]吴传颐先生除了对社会法的概念和特征做了深刻的阐述之外，还对社会法的本质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镂析，他认为：“社会法还在形成中，它本质的特征，一时还难详述。目前在形式的构造上，可得而言者约有四种：第一，社会法在法域的广漠上，几乎颠倒了从来公法、私法的顺位。……第二，社会法领域中，不再有公法、私法的对立，只有两种法域的渗透。……第三，社会法在概念上，已步入清算以前私法繁琐的技术，抽象的公式的阶段，坚实的立足于社会现实或经济政策之上。目前所谓社会立法已呈示了这种端倪。第四，社会法在内容上开始对私权附以社会的义务。这点意义上，社会法和中世纪的封建法颇相近似，都以义务为权利实质的基础，权利的授予只是使权利人负终局义务的手段。”[ ]
由上述列举可知，我国民国学者对于社会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亚于同时期的日本学者。他们已经认识到社会法是对传统私法体系的反动，是公私法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法域的拓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具体人格的登场。他们对社会法的理解有的着眼于社会政策立法，有的着眼于社会学法学思潮，还有的着眼于第三法域的界分。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这些后进晚学不可逾越的学术积累。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国时期的这些法学前辈们对社会法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例如，他们的研究“三民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对个人主义均持批判态度，乐观的认为社会法的立法和理念已经“全盘诞生、迫在眉睫”了。[ ]他们对社会法的研究，很少从法律部门的角度进行考察，换句话说，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概念还很少有人提及。他们没有切实注意到公、私法划分的人权保障意义，反而对国家干涉私权毫不设防，这种认识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深切担忧。
（二）近年来我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的最新理解。我国大陆学者对于社会法之认识，法学博士竺效先生归纳的相当清晰。[ ]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四种：其一，在狭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即将社会法等同于作为法律部门之一的社会保障法。北京大学的张守文教授就持这种观点。[ ]其二，在中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种：（1）社会法乃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之和；[ ]（2）社会法作为一类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3）社会法是除了经济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中剩余部分法律的总称。[ ]其三，在广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认为社会法是与公私法相对应的第三法域。[ ]其四，在泛义层面上使用社会法。如王全兴教授认为：“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
（三）学界与官方的通说。对于社会法的研究和探讨，有分歧当然也有共识。中央提出加快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后，对社会法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成为中央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和学界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93年就发表了一份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主要由民商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三大部分构成。而社会法则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该报告指出：“社会法是市场经济另一种重要法律。它是调整因维护劳动权利、救助待业者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法律性质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护劳动者，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应该说，该份报告中对社会法的认识，不仅汇集了学界中部分重量级学者的意见，而且事实上很快就成为官方立法施政的学说依据。
在2001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委员长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他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与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关于什么是社会法，李鹏委员长将其定义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应该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定义。而这个社会法的定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划分无疑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为基础的。[ ]2003年3月1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吴邦国委员长在会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七个门类，这七个门类是指：宪法与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 ]可以看出，吴邦国委员长的讲话也没有偏离李鹏委员长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认识，两份报告一脉相承，都将社会法定位为与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等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从2003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着手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这是建国以来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法律汇编，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规章制度的汇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不仅专编编纂社会法律、法规，而且对社会法的定义和特点也做了简要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认为：“社会法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法律规范，包括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和其他需要社会扶助的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制度。……坚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是我国社会法的主要特点。”[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也基本传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观点，进一步佐证了学界和官方对社会法形成的共识。
（四）对社会法的不同理解和深切担忧。当然，我们承认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官方意见的重要性，但并不等于理论界没有探讨的余地。事实上，就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2003年3月12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法制连线：专家解读法律体系，七大体系特色鲜明》的报道性文章。郑尚元副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社会法是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经济法是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延上最广义上的社会法，即为国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有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科技法、教育法、卫生法、公共事业法等，也可以视为反映社会政策目标的法。在中义上来讲，社会法应当定位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从狭义上来讲，社会法就是社会保障法。[ ]可见学界对于社会法还是存在相当不同的意见的。
另外，还有的学者不主张过分地执着于社会法理论的研究，而应当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具体社会法制度的构建上来。这种观点代表了学界部分学者对在中国刚刚兴起的社会法学的深切担忧。例如，王全兴教授就认为：“在社会法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国建国之后的法理学引进了‘法律部门’这样一个概念，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无论什么法律，都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先不说法律部门概念作用的局限性，但独立法律部门的光环的确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精力，经济法的发展就经历并且依然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在社会法的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学术争议是必须的，但是过分执着于概念的思辨，不去现实的解决相关问题，就会重蹈经济法研究的覆辙。”[ ]
五、结 论
由上述学说梳理和中外学者之观点考证可知，无论是学术严谨、讲求界限分野的德日，还是遵循普通法精神，不太拘束于概念体系的英美，对于社会法之定义并无一个统一的、普世的概括。但是，各国还是根据不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对于社会法之定义均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性的认识。例如，德国倾向于将社会法等同于社会保障法，所谓《社会法典》之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生存保障权而展开的。美国则倾向于将社会法视为社会政策立法的同义语，从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法”这一并不完全严谨的学术概念。
而我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语词之使用，很明显不如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固定成熟的术语那么明确。[ ]王为农教授指出：对社会法的理解和定义，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其一，认为社会法是一种法学思潮，即是一个相对于个人法的概念。其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法是一个相对于国家法的概念，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民间法。其三，社会法是相对于公私法而言的第三法域，即社会立法和经济统治立法现象，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和环保法等等。其四，从部门法意义上来理解社会法，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而言，社会法就是社会保障法。[ ]应该说，王为农教授的概括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概念的认识。
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大陆并非不存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通说”，即使使用“通说”不够准确，却也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认为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法成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立法实践以及学术探讨之后才形成的。在一开始，社会法只不过是法律社会化思潮的一种概括，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绝对形式理性法、个人主义法的反动。其后，随着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社会法开始由一种思潮成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社会政策立法，而这些社会政策立法反过来又加深了法律社会化运动和公私法两元法域的崩溃。大量社会政策立法的出现，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切，于是，社会法才开始以一个学术概念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引起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学界的剧烈振荡与争议。由于社会法强烈的反形式理性、反个人主义以及反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然而然地与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社会连带、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相联系，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暂时失败，都对社会法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二十世纪中期，社会法理论开始进入调整阶段，学界对社会法理论的研究开始抱有怀疑和警惕态度，社会法开始转变成为一个不具有太多革命意义的、特定具体的法律部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和高度的警觉性，笔者也赞同将社会法从部门法意义上来看待。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免，对社会法发展脉络进程中的不同理解，而这就需要读者进行认真审慎地辨析具体语境中社会法的不同涵义。
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时间的丛集”与“时代的错位”使现代中国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于一身，对法律的社会化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态度，这种大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法决不是西方社会法的翻版，中国的社会法应当着重彰显“法治国”和“法律保留”这两大原则，否则社会法就沦为变成国家统治经济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