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引渡法

本报记者 刘海琦

　 2000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这是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国颁布实施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也是将深刻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这部法律的颁行，对于我国加强与外国的司法协助与合作，对于加强中外开展打击犯罪的合作，以及我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都将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引渡：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2000年，智利、西班牙与英国政府就智利前领导人皮诺切特引渡问题发生了严重矛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皮诺切特于1998年10月在伦敦一家医院治病时被英国警方逮捕。西班牙一家法院指控他犯有虐待、屠杀等多项罪名并要求引渡他到西班牙接受审判。英国认为，皮诺切特不适宜再接受审判，也不宜被引渡到第三国受审，英国政府不同意西班牙等国提出的关于引渡他的要求，且停止进行有关引渡皮诺切特的法律程序。

　 不久前，俄国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因涉嫌犯罪也在引渡问题上与西班牙产生了争议。俄联邦总检察院宣布对古辛斯基实行全球通缉。古辛斯基被指控非法获取3亿美元贷款和50亿卢布的借款。后古辛斯基作为被告被正式传讯，但他在指定时间没有到场，其律师又拒绝透露古辛斯基人在何处，俄总检察院随即于次日宣布对其全国通缉。鉴于古辛斯基已在国外，于是决定对他实行全球通缉。古辛斯基最终在西班牙落入法网。西班牙检察部门认为，逮捕古辛斯基与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指令相符合，古辛斯基被控犯有经济罪行。古辛斯基称自己是受俄政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要求西班牙予以政治庇护，从而给西班牙当局出了一道难题。

　 引渡问题因为司法制度的不同，同时往往涉及到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因而在一些个案引渡问题上困难重重，这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引渡问题上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所谓引渡是指一个国家把在该国境内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引渡是国家间的司法协助行为。在国际法上，国家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除非有条约另有规定。国内立法、国家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国际公约中的引渡条款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引渡这项国际法制度产生于18世纪末期，随后逐渐形成一套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及程序。

　 1793年法国宪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法国给予为了争取自由而从其本国流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从此，法国确立了庇护政治犯的制度。这为建立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奠定了基础。最早的国内立法是1833年的《比利时引渡法》。比利时引渡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引渡政治犯，并于1834年与法国缔结引渡条约时把禁止引渡政治犯罪规定在其中。“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逐渐演变成各国普遍接受的适用于引渡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了防止这一原则被滥用，有关国际条约通常将一些罪行明确排除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如战争罪、劫机罪等等。与政治无关的刑事犯罪都应予以引渡。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引渡问题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许多国家纷纷通过签署有关引渡问题的条约解决这一问题，如1933年《美洲国家间引渡公约》，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等。在各国引渡的国内立法和国家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国际实践基础上，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引渡示范条约》，从而确定了有关引渡问题的一般规则。

　 我国为什么要制定引渡法

　 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国一直没有制定引渡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很多都涉及到引渡问题。为了对一些犯罪活动实施有效的制裁，1992年由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我国境内的一些刑事案件也呈现了国际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有些人犯罪后潜逃国外，其中有的人还携有巨额赃款；也有一些人在外国犯罪后逃来我国。同时，贩毒、劫机、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时有发生。2000年在公安部和加拿大警方的密切配合下，涉嫌贪污人民币166万余元，且携巨款潜逃国外达9年的犯罪嫌疑人方勇，在加拿大被抓获之后被引渡回国。浙江省瑞安市的两起涉案金额达二千六百多万元的特大经济犯罪案告破，潜逃到柬埔寨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张维立和金立成日前被引渡回国，押往温州接受审讯。最近有报道说，中国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在加拿大落网。他是因为在加拿大逾期居留从而涉嫌违反移民条例而遭加拿大警方拘留。中国外交部与加拿大方面进行交涉，要求将赖昌星引渡回中国进行审判。所有这些直接涉及到国际法上引渡程序。

　 这些犯罪活动给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危害，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合作特别是引渡合作，制定我国的引渡法非常必要和迫切。

　 引渡什么人

　 根据引渡的一般规则，引渡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国同意移交的罪犯。通常，各国都拒绝引渡本国国民，这就是“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所引渡的犯罪，一般是普通刑事犯罪，而且必须是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双方法律都认定为是犯罪的行为，即“双重犯罪原则”或“相同原则”。

　 我国的引渡法吸收了各国立法的优秀成果。此次颁行的引渡法充分考虑到了国际通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引渡法第二章规定了外国向我国请求，包括引渡的条件，引渡的提出，对引渡的审查等，第三章规定了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引渡法明确规定了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双重犯罪等原则以及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引渡法条文中，引渡法第八条的规定引人注目。有专家认为该条在理论上有很多突破与进步。

　 引渡法第八条规定了外国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我国应当拒绝的情况，其中，被请求引渡的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因政治犯罪而请求引渡的，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给予被请求引渡人受庇护权利的；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政治见解或者身份等方面的原因而被提出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可能由于受到上述原因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请求国法律，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等情况。

　 引渡法还充分体现了人权以及人道主义原则。引渡法第八条规定，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曾经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的，应当予以拒绝。第九条规定，由于被引渡人的年龄、健康等原因，根据人道主义原则不宜引渡的，我国可以拒绝引渡。

　 加强国际合作联合打击犯罪

　 我国自1986年起开始同一些国家谈判签订司法协助协定，1993年开始同一些国家签订引渡条约。除双边条约外，我国还积极加入一些有司法合作内容的国际公约，承担了相应的司法协助和引渡的国际义务。引渡法的颁布，使我国在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协助与引渡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更加充分地说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引渡法的颁布实施必将使我国在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龚福业


　　最近，笔者认真研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知其中“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蕴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使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古今中外都曾有“乱世用重典”、“盛世政简刑清”之说。所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同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笔者在本文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问题的探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揭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评价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尽管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表述中也有“宽严相济”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对于犯罪现象与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失。应当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利益冲突比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本能的反应是惊恐，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刑法措施的收效渐微，逐渐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刑法作用加以大幅度改变，犯罪本身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当前针对种种犯罪，正确的态度是不要对其加以苛求，只要能够将犯罪限制在不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刑法的价值，至于如何从根本上去改变犯罪现状，这并非单纯是刑法的任务，也不单纯是刑事司法政策的任务，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打击犯罪的实践不断证明。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对犯罪进行理性思考与沉着应对，而不是只追求刑法对犯罪抑制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
　　此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既要对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光大，也包括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合理部分适当本土化。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必须适当地发展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丰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条件。
　　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探讨
　　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此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政策的结构体系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一定的法理科学性。
　　第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与重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宽与严两个方面。现在我们提倡宽严相济，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这里涉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严打”的关系。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是对“严打”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并不是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列的另一个刑事司法政策，而是包含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中的体现宽严相济的严厉性的内容。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矛盾。只有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在“严打”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之，不仅对轻罪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且对重罪也同样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第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之所以是刑事立法政策，是因为法律是刑事司法政策的条文化与具体化，在刑事立法中应当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法律根据。当然，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立法政策，更应当是刑事司法政策，不能认为刑法已经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因而司法机关只要依法办案，不需要另行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这里存在一个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存在自由裁量的广阔空间，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当然，宽严相济的严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绝不能对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以严为名作为犯罪处理，也不能对刑法规定处罚较轻的行为以严为名判处法律没有规定的较重之刑。简言之，不能法外施威。
　　第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刑事策略是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而提出来的，更强调刑罚的有效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着宽和严的两种手段，正确运用就能够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但笔者认为，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包含的刑事科学思想，它是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理性化的表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谦抑性与人道性。事实已经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并且，在如今法治社会，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得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也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规律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对于法律、政策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可劳教可不劳教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从宽处理。这一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缓解矛盾，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其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宽严适度，宽严有据，依法办案，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人性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部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但同时，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无论其罪轻罪重，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刑罚，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获得刑罚威慑犯罪的效果，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刑罚威慑力并不会随着刑罚的加重而无限地增加，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使被告人难以接受，社会也难以认同，其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就会产生刑罚效力的贬值问题。刑罚并非越重越好，而是贵在轻重有别，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
公安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履行公安职能，有效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是要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二是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三是要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四是要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总之，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公安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