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叶知年


摘 要: 从“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到“盖然性”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而不断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明标准进行了界定，但这个界定并不是非常明确，降低了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解决实践操作中的困难，应选择“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并在实践过程中对证明标准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

关键词：民事诉讼 证明标准 证据规则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何谓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呢？一般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就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来衡量证明主体利用证据证明的活动是否达到了要求以及具体达到了何种程度的准则和尺度。换句话说，证明标准就是在诉讼案件中已经明定的一把尺子，当事人的证明程度跨越了该尺，则这项证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即认定为真。”①①它体现如下几个内容：1、提供证据的主体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判断的主体是法官。2、证明标准是法定的标准，是由法律预先设定，作为认定事实的尺度。3、当案件证据的证明程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时，该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可以成为法官进行裁判的事实依据，即证明标准起到的是诉讼证明尺度的作用。
证明标准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当事人对是否采取司法救济进行判断。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必然对几种存在的权利救济方式进行利益权衡。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证明标准，当事人对应如何履行证明责任不明确，无法判断自己将在司法救济过程中投入多少资源；如果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太高，当事人经过分析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通过司法救济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就会转向其它救济成本较低的救济方式。2、是法官认定事实的准则。对于当事人的主张，由于法官处于不知情者的角度，他只有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判定曾经发生的事实。面对纷繁复杂的证据，法官以法定的证明标准为尺度判断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3、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由于证明标准的存在，当事人能够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进行判断，能够在法官徇私枉法时提出异议或者上诉。这样，法官对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就不能完全依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想认定就认定，不想认定就不认定。
在白某诉孙某、王某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被告孙某、王某手持棍棒冲进宿舍楼内公用厨房殴打正在忙碌的白某，把白某的手按在切菜板上，将其左手无名指切下1.2cm一截后逃回家中。白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孙某、王某承担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提交了派出所报案证明、医院门诊病历、医药费单据、断手指一截以及伤残左手等作为证据。被告孙某、王某在答辩中承认纠纷发生的事实，但不承认切断原告白某手指一事。受诉人民法院要求原告白某举出其断指与被告孙某、王某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原告白某无法举出录像式的证据，受诉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白某的诉讼请求。而事实上，原告白某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超过了被告孙某、王某抗辩的效力，尽管其无法提供录像式的证据，但其证据的证明效力显然优于被告孙某、王某。因此，受诉人民法院判决原告白某胜诉更为合理。但由于当时我国法律未规定合理、科学的证明标准，才导致受诉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原告白某诉讼请求的判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司法部门和理论界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界定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定
“‘盖然性’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的一种性质，或者说一种可能的状态。”② 所以，“盖然性”体现的是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被证伪的。这种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其客观原因。
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认识的准确程度受到认识主体能力和水平的限制。所以，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有不同的认识。虽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了“可知论”的观点，强调了认识的“绝对性”原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承认了认识的“相对性”原理，即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类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是有限的。这就使作为认识活动之一的司法活动同样存在证伪的可能。
其次，从司法活动的性质来看，法官在介入案件时，面对的是当事人提供的、客观性有待分析、真实性有待确定、关联性有待判断的证据。同时，由于时间的一维性，法官面对的证据完全可能是不充分的。除此之外，法官对客观事实毫不知情。没有客观事实可对比的法官亦不可能像科学研究那样，创造条件使案件重演。正是由于“法律中缺乏有穿透力和严格的理论，精密的测试设备、精确的语言、对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确区分、资料的量化、可信的受控实验，严格的统计推论”③ 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司法认知活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司法认知是在特定的时间和有限的证据的情形下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是一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为了形成对于那些无法由逻辑学和科学观察加以检验的事项的信念而采用的方法”。④“实践理性”是一个杂物箱，里面有掌故、内省、想象、常识、设身处地、动机考察、言说者的权威、隐喻、类推、先例、习惯、记忆、经历、直觉以及归纳。”⑤由于实践理性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使得司法实践存在不确定性和证伪的可能性。
最后，从法治的要求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在实践中存在案情简单、证据充分、认定的事实同客观事实保持一致的情形。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承认存在案件案情复杂、证据缺乏、认定的事实无法同客观事实保持相一致的情形。由于法治要求法律规定的广泛适用性，那么立法者在立法中就不能因为认定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就将其定为认定事实的标准，而忽视了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使“不一致的可能性”成为法外范围。法律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基本安排，它体现的是一种较低标准的要求。所以，将“盖然性”作为事实认定的标准，是符合客观事实、现实情况和法治要求。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争论
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一直存在着 “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争论。主张我国应该采用“客观事实”证明标准的学者认为：“‘客观真实说’的科学性在于：1、它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标准和判定证据是否充分标准的集合体。2、它强调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必须以案件事实为基础，必须摒除主观臆测，而且它在理论意义上承认案件事实是可知的。”⑥而法律事实“是指在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⑦笔者认为，虽然由于我国第二审法院对于第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有审查权，当第二审法院发现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可以对事实从新认定，导致第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发生改变，这给法律的权威性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这种界定是相当明智的。
首先，“法律事实”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哲学原理。法律事实并非法官任意认定的事实，它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证据的基础上，对客观事实的再现或者说是反映。从这个角度讲，法律事实具有内容的客观性。法律事实在承认内容的客观性的同时亦承认了法官在事实认定上的主观能动性，这无疑给了法官一个定心丸。法律事实将定案事实的认定建立在法庭审判程序、证据规则和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这完全符合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其次，“法律事实”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认同。程序正义体现为确定社会制度中，人们可得到权益在受到侵犯时救济的明确性和可分析性。正是由于程序法的明确性和适用的公平性，使得程序正义的价值越来越多地得到肯定。“法律事实”是建立在平等、一致地对当事人适用同一程序法的基础上，通过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法官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而不是法官的自由裁判。“法律事实”承认在公正适用程序法的情形下，产生结果的公正性，体现了程序法自身的价值。
再次，“法律事实”体现对正义和效率的调和。由于法律制度的安排同时也体现了对资源合理和有效利用的要求，所以“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实体正义而放弃效率，那么，资源的无限消耗后得到是仍然无法体现正义要求而被归为“不正义”的“正义”。“法律事实”认同一味追求客观事实的困难，提出在公正适用程序法的基础上认定的以客观事实不一致的事实同样应得到法律的认可，解决了追求客观事实的资源耗费与效率之间的问题。
最后，“法律事实”是对不同正义的选择，体现对更深层次正义的保护。如对违法取得的证据的排除，法官舍弃了“毒树之果”，放弃了明显可得的客观事实而选择了“法律事实”。这种选择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法治的尊严。
（三）“盖然性”程度的选择
如果说，“法律事实”讨论的是关于证明标准中内在包含的定案事实的方式，那么，“盖然性”程度的选择体现的则是证明标准中关于定案事实是否充分的问题。
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源于大陆法系，“是指证明虽然没有达到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确信为绝对真实的程度，但已经相信存在极大或非常可能真实的程度。”⑧相对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采用的是“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是指“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其最终所证明的结果能达到一般正常人在具有普通常识的情况下，认为具有某种必然的或合理的盖然性，或确定程度就够了”。⑨
理论界和司法部门之所以认为我国采取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因为《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 ‘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的规定。一般认为由于“明显”的限定，使法官在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判断时，并不能因为一方的证明力“高于”另一方，就对该方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这种“高于”要达到“明显”的程度。所以，我国的证明标准更符合大陆法系的近似确然性的可能。如果我国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在实践当中难以把握，在现实国情条件下容易导致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因此有必要将这种简单优势证明标准（指“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提升为一种“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期促使法官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和发现真实。”⑩“在实行较高的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有一些案件当事人就是竭尽全力也无法让收集到的证据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标准。……因此允许民事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或一些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是必要的，以便在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把握性不很大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以未完成证明责任的分配一判了之，而是给法官更多的任务，让他们认真地分析双方的证据，比较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判断证明力占优势的一方胜。”“高度‘盖然性’属于毋庸置疑，优势证据属于较为可靠。高标准是容易掌握的，而低标准操作起来则有较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我们一直在使用高标准而产生的习惯的影响。” 我国之所以选择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原因为：1、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2、促使了法官去追求客观事实，而不满足于“法律事实”。3、由于执行了较长时间的“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如果一下子将证明标准调整为“盖然性”占优势，法官会不知道该如何把握。
笔者对于以上的观点并不敢苟同。首先，“明显”是指“清楚地显露出来，容易让人看出或觉察到。” 事实上这个词并没有多少的确定性，是否明显还是要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同样会因为法官的经验、认识、知识水平的不同，得到对“明显”的不同判断。所以，“明显”的存在，根本不能达到所谓的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无法成为选择高度“盖然性”的理由。其次，实践操作中的困难。高度“盖然性”、“明显”这些都是指意相当不清楚的形容词，在现实中存在量化的困难。而且，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缺席判决的情形，如果没有了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作为参照系进行比较，如何体现“明显”？没有了“明显”的高度盖然性，那提起诉讼的这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只能处于“事实状态真伪不明”了。这样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真的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只要不参加诉讼，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就得不到认可。这样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得到解决，诉讼制度设置的目的将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应该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首先，从我国立法趋势来看。我国的法制不断完善，逐渐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可依”体现了法律规则的外化和法律制度的公示性。从某种角度上讲，法律规则的外化体现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但这种外化和限制并不是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事实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是随着这种规则的外化而得到提高。完善的法律制度，使法官的自由裁量得到了合法的肯定。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随着法治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提升。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更符合法治社会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
其次，我国法治环境不断优化。1、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已经从完全的“职权主义”向“对抗主义”倾斜。从《规定》的规定可以看出，现在的民事诉讼更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参与。如举证责任的确定、法官取证范围的限制。2、由于司法考试的统一，法官的素质将不断地提高。3、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由于我国正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法治，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渐渐学会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利，司法救济逐渐成为人们权利救济的首选。法治环境的优化为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再次，“盖然性”占优势更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1、事实状态一般存在三种情形：“可能”、“不可能”和“事实状态真伪不明”。“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判断的标准就是事情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果没有办法判断，那么，事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样就解决了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对事实进行认定的问题。如果认为由于我国长期采用“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这一改革、一放权，法官就都懵了，“可能”与“不可能”都不会判断了，这个假设也未免太让人难以信服了。2、如果采用高度“盖然性”这样不明确的证明标准，当事人是很难判断自己的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支持。而“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就明确多了，因为“可能”与“不可能”的界定是比较符合普通人的理解能力的。
最后，由于法定的证明标准应是诉讼证明过程中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即只要达到了就“可以”认定，但这种“最低”标准并不排斥更高标准的适用。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在实践可能的情况下由于较高证明标准的适用亦得到法律的认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案件与当事人利益的相关性和责任承担程度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些不同的证明标准都不应低于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程度。否则这种证明标准的选择即为违法。如果认为在高度“盖然性”这个法定最低证明标准之外，还存在着比这个证明标准“低”的证明标准是背离立法要求。而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确定为法定的最低证明标准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民事审判实践的影响

虽然，证明标准只是民事诉讼制度中证据规则的一部分，但证明标准在证据规则和民事诉讼制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证明标准的设定体现了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在效率和公正的辩证统一下，解决纠纷，达到社会秩序的重新稳定。证明标准的存在对证据规则中的其他规则同样也起到了调整和协调的作用。
（一）证明标准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影响
证明标准是与举证责任紧密联系的证据规则，是从不同角度对当事人诉讼证明进行要求。“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具体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强调的是当事人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下需要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这里的举证不能就是指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由于证明标准关系到当事人对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承担，所以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依据案情选择不同的证明标准。正如《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律对举证责任规定不明确时，法官对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安排享有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的依据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笔者认为，这个原则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更多的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使自己的主张达到证明标准的难易程度来分配举证责任。
（二）庭前证据交换规则的确立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身权益的保护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更多的是依靠诉讼技巧的使用。为了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利用了诉讼中审理时效的限制，采取证据突袭的做法。这完全与证明标准所体现的追求正义的理念相违背。为了更好地在诉讼中适用证明标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孕育而生。证据交换制度中所包含的证据失权规则，防止了当事人的证据突袭，使法官能在既定的审判时间内更好地认定案件事实。该制度的确定，不仅使当事人通过证据交换对对方当事人的证据有所了解，同时也给予了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判断的机会，即判断自己的证据是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这个制度的建立同时也平衡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当事人能力高低不一的情形，使诉讼不再是单纯的技巧的运用，同时也体现对客观事实和正义的追求。
（三）证据的审查和优势证据的形成
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离不开对证据的审查和优势证据的判断。由于证明标准的模糊性，实践中一直在寻找是否可以将证明标准进行量化的办法。而量化的基础建立在对证据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判断。哪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哪一方当事人的砝码就比较重，即诉讼中证据的数量并不是决定当事人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的依据，起主要作用的是证据的证明力。《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七条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进行了规定，这事实上是从对证据审查的角度对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如《规定》六十九条规定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条规定了在对方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和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法官应当认定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而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在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的认定原则。这些规则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有了明确的指标，使得证明标准更易于量化。这体现了我国在吸收了大陆法系自由心证的基础上，借鉴了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对证据证明力进行限制的做法。
（四）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适用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4月13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6月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指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用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向公众传播的行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将其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组织动员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为科普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主管全市科普工作及本条例的实施。其职责是制定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督促检查，推动科普工作发展。
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科普工作。
第六条 科学技术协会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依法履行科普工作职责。
第七条 科普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应坚持长期、稳定、有效发展的原则。
第八条 科普工作应面向全体市民，重点是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企业职工和各级领导干部。
第九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统筹协调本地区科普工作。

第二章 科普工作的内容与形式
第十条 科普工作的内容：
（一）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
（二）普及科学思想，介绍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三）介绍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以及当前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前景、问题和对策等方面的知识；
（四）推广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五）普及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宣传科学方法，介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和技术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七）其他有关科普工作的内容。
第十一条 科普工作的形式：
（一）举行科普讲座、专题报告会、研讨会和科普作品展示会；
（二）开展科学技术咨询、服务、新技术推广、科学技术信息发布、科学技术示范活动；
（三）在各类学校开展科学发明、科技制作、专题研究、撰写科技论文和组织科学考察等活动；
（四）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开展科学技术兴农活动；
（五）组织各类科学技术培训和岗位技术培训，举办技术、技能竞赛；
（六）编写、制作、出版科普读物和科普影视作品；
（七）设立科普画廊橱窗，展示科普图片、模型和实物；
（八）开放科学技术场馆，开设科普图书、报刊阅读场所，放映科普电影、科普录像；
（九）开通科普网站，开设广播、电视科普专题节目，开辟报刊科普专栏；
（十）开展科技周等活动；
（十一）其他科普工作的形式。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二条 普及科学技术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均应积极参加和支持开展科普工作。
市民均有参加科普活动的权利、接受科普教育的义务。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建立职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接受科普教育的制度。
第十四条 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开展经常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的科普活动；加强对所属团体和专业研究会科普工作的组织管理与业务指导。
第十五条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应当组织职工、青年、妇女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等科普活动。
第十六条 城乡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科普宣传，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
第十七条 各类学校应当结合学生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提高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十八条 科研机构、技术推广机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应当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科普工作，普及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培训农村科技人才。
第十九条 厂矿企业应当向职工普及与生产有关的科学技术、职业卫生、安全防护等方面的知识，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
第二十条 商业、服务业企业应当结合商品销售和服务项目开展科普工作。
第二十一条 环境保护、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机构应当结合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医疗保健、计划生育等方面内容开展科普工作。
第二十二条 宣传部门应当加强科普宣传，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应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
第二十三条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其他组织面向青少年开放实验室、研究场所、观测站、技术推广示范基地等，开展科普活动。
第二十四条 鼓励科技、教育工作者从事科普作品创作，宣传科学知识，传授科学技术与方法，担任中小学专题研究活动的指导教师。

第四章 科普场所
第二十五条 科普场所是指科技馆（宫）、博物馆、天文馆、图书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科普基地等开展科普活动的场所。
第二十六条 科普场所开展科普活动应向社会开放，改进科普工作形式和充实科普内容，提高科普工作质量，并建立健全科普管理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七条 医院、公园、旅游景点、影剧院、体育场馆、商场、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各自特点，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宣传。

第五章 科普工作者
第二十八条 专门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及中小学科技辅导教师为专职科普工作者。
其他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为兼职科普工作者。
第二十九条 科普工作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普组织，自主开展科普活动；
（二）向有关部门申请科普项目经费；
（三）专职科普工作者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时，其科普著作、论文和其他科普优秀成果，应当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之一；
兼职科普工作者的科普著作、论文和其他科普优秀成果，应当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参考条件；
（四）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工作水平；
（五）向有关部门提出科普工作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科普工作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或者参加科普活动，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果；
（二）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抵制反科学、伪科学行为；
（三）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高自身素质；
（四）宣传和执行科普方面法律法规。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科普经费的投入，科普经费应列入同级财政支出预算，及时拨付，专款专用。科普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经常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的科普工作。
市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经费的投入应为市本级年度财政支出预算的0．5‰以上，且不低于市总人口每人平均0.50元的水平。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兴建、联建科普设施，捐助资金，发展科普事业。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加速科普设施建设。
第三十四条 科普场所开展科普活动按文化事业管理，可获得专项经费资助和活动经费；接受合法捐赠；申请科普专题项目。
第三十五条 在公共场所设立科普画廊、橱窗及开展科普宣传，经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并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可减免收费。
第三十六条 对在科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者对科普事业捐资数额较大的组织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擅自将科普场所改作他用的，由科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损害、破坏科普场所、设施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或恢复原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挪用、克扣、截留科普经费的，由经费划拨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以科普名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或者骗取财物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科普事业造成损失，侵犯科普工作者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0年6月18日起施行。


200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