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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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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
1980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现将《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发给你们。对于冤、假、错案改判纠正后当事人的安置问题,人民法院应积极负责与有关部门联系,按照《报告》的规定,切实予以解决,以利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

附一:国务院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安排劳动指标要服从落实政策的要求。对于纠正冤、假、错案需要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循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的政策规定,严格审查,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区别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妥善地给予处理。
1980年3月24日

附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八省市自治区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座谈会的报告
国务院:
各省、市、自治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和复查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进展很快,已经进入或接近收尾阶段。当前普遍遇到的问题是,在复查结案后,有些人急待重新安置工作,但是所需劳动指标国家尚未专项下达,或已下达的指标数量不足。近来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向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请求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有效地保证党的政策落实,使必须安置的人员尽快得到安置。为此,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我们于1月25日至29日,请四川、宁夏、新疆、河南、上海、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粮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在京开了一个座谈会,学习了小平同志元月16日的讲话,交流了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有关政策,研究了分配指标的原则等问题。现将座谈会研究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纠正冤假错案安排劳动指标,总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搞好落实政策的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
凡是中央、国务院已有明确规定需要纠正的冤假错案,各地必须认真地严肃地予以处理。属于需要纠正的地方性的冤假错案,必须报经中央、国务院审查批准后才能办理。各地都要以全局为着眼点,特别是对于涉及到全国或部分地区的问题,务必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谨慎从事。
以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落实政策主要应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为重点,对清队、整党、审干、一打三反中错捕、错判、错开除等案件,应予妥善解决。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反右派、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发〔1979〕49号和6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处理。1957年以前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问题,则宜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纳入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逐步去处理。
继续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1979〕43号文件的各项政策原则,不得乱开口子。六十年代初期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不应列入落实政策范围。同精简职工有牵连,容易引起波动的其他问题都要特别慎重处理。
(二)落实政策与劳动指标的关系,总的应当是劳动指标要服从落实政策的要求。劳动指标是体现落实政策的一种条件,劳动指标过紧,应当安置的人得不到适当安置,影响政策兑现;劳动指标过松,又有可能滥用,把政策搞宽搞乱,引起新的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为此,应当作到按政策严格审查,用指标实事求是。
鉴于落实政策需要安置的人员较多,国民经济又处在调整时期,劳动指标数额所限,对安置的办法提出以下意见:
1.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除了必需到全民所有制单位者外,还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尽可能在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中予以安置。
2.确需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应当由本人原工作单位商同现所在地区有关部门,就地就近予以安置。已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已在小城镇的也不要回大中城市。
3.对于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应当根据本人条件量材使用,尽可能分配到需要增加人员的单位中去。既可以抵补正常增加职工的需要,又不必占用专项劳动指标。
4.复查结案确应收回的职工,已经符合退休退职条件者,应按照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直接办理退休退职。
5.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凡属于1980年国民经济劳动计划中,已单独列出的十一个中央部的直属单位,其复查结案必须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应在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统筹解决,如果使用了地方专项劳动指标,可由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主管部把使用指标的情况,在年终专题报劳动总局,由劳动总局核算划拨。其余各部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人员的指标均包括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数字之中。
6.鉴于改正右派、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因右派问题株连失去公职的家属,以及安排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所需劳动指标中央已专项下达,不再列入此次落实政策劳动指标范围内。
(三)由于纠正冤假错案,重新安置一部分人的工作,增加的财政经费和粮食销量,均在中央、国务院给各省、市、自治区已经下达的总指标内自行统筹调剂解决,不予另行增加。
(四)解决纠正冤假错案所需专项劳动指标的具体意见。根据参加座谈会的8个地区核算商谈的情况,比照25个省、市、自治区报告的数字,本着实事求是严格掌握的精神,匡算全国落实政策共需劳动指标约70万人。去年全国计划增加职工350万人的总指标中,为落实政策列了55万人,尚未下达,已如数结转到今年,拟以此为基础请求再增加15万人,交国家劳动总局具体分配下达,由各省、市、自治区严格掌握,统筹使用,不得突破。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1980年2月22日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增加规定的新罪名,在此之前,这种行为被作为玩忽职守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处理,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行为从玩忽职守罪中单独分立出来,并按主体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两个罪名,即刑法第167条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其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第406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立案标准规定为以下两种情形: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规定和上海市、四川省、河南省等地方政法机关有关当地掌握本案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最初将本案应予追诉的情形规定为: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造成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严重亏损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在讨论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此规定的数额标准过高,建议适当降低。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经济活动的风险性,特别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相互协调问题,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建议,对原规定数额标准没有降低,而是适当提高了数额标准,并结合最新有关法律规定和实际发案情况对数额标准根据不同领域作了区别规定。
根据《追诉标准》第12条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注册资本30%以上的。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和直接经济损失占注册资本30%以上是并列、选择关系,行为人的行为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即应予立案。 之所以规定一个直接经济损失与注册资本的百分比条件,是考虑到公司法对不同种类的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不一,对于有的公司,5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其注册资本,而注册资本是一个公司经济实力的基本表现,如果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其注册资本的30%,这对公司来讲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损失,甚至可能导致倒闭、破产,因而这种情况也应列为应予追诉的情形;
2、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家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这是根据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而作出的规定。 根据《决定》第7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大量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该依照刑法第16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定罪处罚。考虑到金融、外贸领域失职被骗行为涉及的金额一般都比较大,对这类行为的追诉标准也相应规定了比第一种情形较高的数额标准。 实践中,如果行为人的失职行为致使被骗购或者逃汇的外汇中,包括美元以外的外币的,应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制定的统一折算率折算成美元计算。

人大人代表,请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
杨涛
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官员,也许许多人是闻所未闻。然而,我国《代表法》却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看来,这“约见”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只是现实中极少运用而已。
不过,自2002年起,福建省永春县人大代表已经连续三年进行“约见”政府官员活动,由人大代表当面约见政府高官,要求限期解决问题。(《新京报》5月23日)人大代表积极行使自身的权力,在永春县的实践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约见活动连续开展三年来,代表们围绕水利设施修复、矿山环境保护、偏远山区邮件投递、道路硬化等内容向县政府工作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3项,有8项得到当场解决,到目前为止有16项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建议也都得到明确的答复。
但是,从全国的现状来看,行使“约见”权力的代表却极少,法律所赋予代表的权力被虚置,处于“休眠”状态。其实,除“约见”权力外,《代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所赋予代表的许多权力往往被“虚置”,法律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等等。这些权力在实践也极少适用。
代表不积极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这主要跟代表的意识有很大关系,代表往往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支持政府机关工作,代表的工作就是举举手,要是给政府机关提出批评,就是给政府“挑刺”,是不支持工作的表现。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去行使自身权力,长此以往,人大代表就被人视为“橡皮图章”,可有可无。
当然,人大代表不积极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一定程度上跟法律的不健全有关系,比如对于代表“约见”的权力,法律也只是有个笼统的规定,具体该如何操作,要代表在实践中摸索。此外,一些政府、司法机关不愿接受监督,对代表积极行使权力设置障碍,使代表的权力不能充分行使。
但是,代表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只有积极和充分地行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只有限于和善于行使权力,才能让政府、司法机关产生要受人大监督的意识,才会更有力地配合代表正当行使权力。代表的权力越是不行使,代表的地位和威信就越低。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力,这不仅是代表的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因为,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是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因此,其有认真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责,代表不认真履行法定权力,就是放弃自己的职责,失去其的代表性。
所以,我们希望代表们好好看看有关法律,看看还有那些法定的权力没有行使,那些法定的职责没有履行,而后理直气壮地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在实践中如永春县人大代表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开拓监督“一府两院”的新局面。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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