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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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婚姻家庭纠纷问题
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是关系到促进安定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必须根据党的婚姻家庭政策，坚持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反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婚姻观点和旧习俗；坚持调解为主，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改善和巩固婚姻家庭关系。
（一）准离与不准离的基本界限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离与不准离的基本界限，要以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为原则。夫妻关系是否确已破裂和能否恢复和好，要看他们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发生纠纷的原因和责任，以及夫妻关系的现状，抓住主要情节和理由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审理具体
案件，还要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影响。
婚姻基础和婚后感情一般，没有重要的离婚原因，尤其是结婚多年，生有子女，经过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够重新和好的，应调解和好或判决不准离婚；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作，事实上夫妻关系确已破裂，不能恢复和好的，应调解或者判决准予离婚。
原来婚姻基础、婚后感情较好，一方出于资产阶级思想，坚决提出离婚，而对方又坚决不同意的，法院应协同有关部门，严格批评教育有错误的一方，促使双方和好，一般应判决不准离婚。如果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作，事实证明夫妻关系确已破裂，不能恢复和好的，法院应做好坚持不离
一方和有关方面的工作，调解或者判决准予离婚。如果一方由于受虐待等重要原因，坚决要求离婚，夫妻关系确已破裂，无法恢复和好的，亦应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
（二）包办强迫婚姻问题
包办强迫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违反婚姻自主的原则，包办强迫他人婚姻的。
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一定要切实保护男女婚姻自主，坚决反对包办强迫婚姻。对包办强迫婚姻的人，有人告发，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既要严肃，又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对要求解除包办强迫婚约关系的，应坚决支持其正当要求，宣布婚约无效。并对包办强迫者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对童养媳等，如本人要求返回娘家的，应予支持。本人不愿或无法返回娘家的，应协同有关部门妥善安置。
包办强迫的婚姻关系，一方要求离婚的，如关系还能够维持，特别是生有子女的，应强调改善夫妻关系，不要轻率调解或判决离婚；如始终没有建立感情，夫妻关系已不能维持的，应做好工作，调解或者判决准予离婚。
对换亲、转亲的婚姻关系，一方要求离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亦要求离婚的，首先应对包办强迫他人婚姻的，进行批评教育。但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根据每对婚姻关系的具体情况，应该离婚的，要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调解或判决离婚；不应该离婚的，亦要
做好有关方面的工作，调解和好或判决不准离婚。
对包办强迫干涉他人婚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律的，要按照刑法的规定处理。
（三）买卖婚姻问题
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婚姻的。
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必须指出买卖婚姻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对违法的有关当事人，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依法惩处。但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因买卖婚姻提出离婚，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的，应当准予离婚；结婚时间较长，生有子女，夫妻关系能够维持的，可调解和好不离婚。
……
那种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但女方向男方要了许多财物，或父母从中要了一部分财物的，属于剥削阶级的旧习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提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和勤俭节约的新风尚，不要以买卖婚姻对待。如因财物发生纠纷，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对于完全自主自愿的婚姻，男女主动互相赠送和赠送对方父母的财物，以及为结婚而共同购置的衣物用品，离婚时，原则上不予返还。结婚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属于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应进行批评教育，所花用的财物，离婚时，一律不予返还。
女方以结婚为名，骗取男方大量财物，屡教不改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四）事实婚姻问题
事实婚姻是指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
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要坚持结婚必须进行登记的规定，不登记是不合法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处理具体案件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
双方或一方不满婚姻法结婚年龄的婚姻纠纷，如未生育子女，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应解除其非法的婚姻关系；……。
对双方已满婚姻法结婚年龄的事实婚姻纠纷，应按一般的婚姻案件处理。
（五）（略）
（六）军婚问题
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是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拥军优属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人民法院必须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国家法律，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坚决保护革命军人的婚姻家庭，及时正确的处理。
双方都是军人的离婚案件或者军人一方提出离婚的，应先经当事人所在部队政治机关审查、调解，无效时，再由部队政治机关提出处理意见，人民法院按一般婚姻案件处理。
非军人一方提出离婚的，须得军人的同意。对婚姻基础和婚后感情都比较好，非军人一方没有什么重要原因提出离婚的，应对其进行说服教育，珍惜与军人的婚姻关系，调解或判决不准离婚。对夫妻关系已经破裂，确实不能继续维持的，经过工作和好无效，应通过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
的政治机关，向军人做好思想工作，始准予离婚。
……
破坏军人婚姻家庭，是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和性质，严肃对待。情节严重，屡教不改，影响极坏的，应依照刑法的规定惩处。……
（七）精神病患者的婚姻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病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
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对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
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时间已久，生有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如确实久治不愈，一方坚决要求离婚，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可准予离婚。但必须安排好病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
（八）被审查人员的婚姻问题
一方被审查，尚未做出正式结论，对方提出离婚的，人民法院应向他们做好工作，一般暂不予受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离婚后，被审查人员的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是合法婚姻。在特殊情况下，经其他单位批准离婚后，又经批准另行结婚的，也应视为合法婚姻。被审查人员平反后，要求与原配偶恢复婚姻关系，对方坚决不同意的，不再重新处理；
对方同意并坚决要求与后结婚的配偶离婚的，人民法院要做好三方面尤其是后结婚的配偶的工作，调解解决。如调解不成，法院应先判决与后结婚的配偶离婚，再注销或撤销原离婚的调解书或判决书，准予恢复与原配偶的婚姻关系。对后结婚的配偶生活困难或生有子女的，应予妥善安排和
照顾。被审查人员与其配偶离婚后，双方没有另行结婚，均同意恢复婚姻关系，不愿重新进行结婚登记的，原审法院应将原调解书或判决书收回注销或撤销，宣布双方恢复婚姻关系。
对在运动中处理的婚姻案件，如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判决书或其他法律文书中，有诬蔑不实之词的，不论是否复婚，均应予纠正。
（九）劳改、劳教人员的婚姻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劳改、劳教人员的离婚案件，应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在保护婚姻自由的原则下，也要考虑有利于对劳改、劳教人员的改造。
刑期不长和劳教不久的人员，如无充分理由，其配偶提出离婚的，以暂不判决离婚为宜。
刑期长和长期不能解除劳教的人员，其配偶坚决要求离婚的，应通过劳改、劳教部门，征求劳改、劳教人员的意见，调解无效的，可判决准予离婚。但原来夫妻感情好，结婚多年，不是非离婚不可的，也可调解或判决不离。
处理子女抚养和财产问题，既要保护提出离婚一方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也要依法保护劳改、劳教人员的权益。
对未决犯的配偶提出离婚的，法院应进行说服工作，一般暂不予受理。
（十）离婚案件中的财物和生活费问题
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中的财物和生活费问题，必须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坚持有利生产、生活和切实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的原则，予以妥善解决。
女方婚前财物，归女方所有。双方自用的衣物，归本人所有。其他家庭财物，如房屋、家具、储蓄、生产工具等，最好协商解决。如协议不成，应根据结婚时间的长短，家庭财物的具体情况，双方的实际需要等，予以合情合理解决。口粮、工分和其他按劳分配的物款，以及自留地和家
庭副业的收益等，除共同生活已用者外，应按家庭人口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分配。
对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清偿问题，应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双方的经济情况，合理负担。
在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时，如一方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应由对方根据需要与可能负担适当的生活费；一方因年老、残废、有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对方给付较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在执行过程中，如双方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可以另行协议，协议不成，再行判决。接受生活费的一方，如另行结婚，即应终止其生活费。在离婚过程中，如一方克扣对方口粮、票证等生活必需物品时，法院应协同有关部门及时解决，不得再行克扣。
男到女家结婚落户的离婚纠纷，其财物、生活费等问题应按照上述原则处理，人民法院要认真保护男方的合法权益。
（十一）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问题
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要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子女由谁抚养，主要根据子女的利益来确定。但无论由谁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为原则。子女有识别能力的，还要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年老、病残不能再婚或不能生育的一方，应尽量予
以照顾。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后父母都有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子女由一方抚养的，必要时，应由对方给付一定的抚养费。其具体数额，要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来确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应到子女能独立生活时为止。凡有工资收入的，最好按月或定期
给付。农村社员一般可以按收益季度或年度给付，也可以一次给付。
子女向父母请求超过原协议或判决所定的抚养费，或者父母的经济情况有较大变化，提出改变抚养费的原决定时，均应由双方先行协议，协议不成的，法院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处理。
为了保证子女利益，在离婚案件未解决前，如当事人不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法院得责令其负担必需的抚养费，以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
（十二）赡养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赡养案件，应根据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不得虐待或遗弃的原则，认真及时的处理，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子女或其他由被赡养人抚养长大的人，对失掉劳动能力，又无法维持生活的父母或其他抚养其长大的人，应负责赡养。赡养费的标准，要考虑被赡养人的需要，赡养人的给付能力，一般地不低于当地的生活水平。有两个以上赡养人的，可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共同负担。
经一再批评教育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应与有关单位联系，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虐待、遗弃被赡养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应依法处理。
（十三）收养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收养子女案件，要依法保护收养关系，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
收养子女，必须经过生父母或监护人和养父母的同意，子女有识别能力的，须取得子女同意，再经有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进行户籍登记。凡是没有征得生父母一致（包括已离婚的父母）同意，生父母要求领回的，原则上应认为收养关系无效，准其领回。养父母所花用的抚养费，可由
生父母酌情付给。
养父母或生父母中途反悔，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时，可根据子女与养父母、生父母的实际关系，子女的意见，以归谁抚养对子女有利而判决。如无解除收养关系的重要理由，一般的由养父母继续收养为宜。生父母反悔，养父母要求补偿抚养费的，可根
据养子女的实际费用，生父母的经济能力，当地一般生活水平，酌情由生父母补偿。养父母继续收养确有困难，由生父母领回抚养的，是否补偿抚养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处理。
养父母和已长大成人的养子女之间，因关系恶化或有其他正当理由，一方坚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而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如养父母、养子女关系再继续下去，对养父母的晚年生活或养子女的前途确实不利的，可判决准予解除。
养父母、养子女关系解除后，养父母年老又无生活来源的，可由养子女给付一定的生活费，也可给长期的生活费。养子女生活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处理。

二、关于财产权益纠纷问题
正确处理财产权益纠纷，是关系到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促进安定团结，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财产权益案件，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从有利人民内部团结、有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发，正确及时地予以处理。
（一）宅基地问题
处理社员宅基地的使用权等纠纷，应根据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的原则，既要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又要照顾历史情况和群众的实际需要。
凡是当地仍按土改时所确定的宅基地的所有权，改变为使用权的，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变；凡是当地宅基地已经统一规划过的，按所规划后确定的社员宅基地的使用权处理；凡是经过合法手续已进行调整的，按调整的决定处理。如宅基地使用权确有必要变更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党和国
家的政策法律规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妥善处理。
社员在宅基地上种植的果树和竹木等，均应归社员所有。
（二）房屋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案件，必须根据宪法和有关政策、法律，既要保护国家和集体的房屋所有权，也要依法保护公民个人的房屋所有权。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考虑有利于城乡建设，有利于房屋的修建，有利于稳定住房秩序，有利于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
1．土改遗留的房屋纠纷，一般的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当时决定归谁所有，即归谁所有。凡是土改时在外地已分得房屋的，不退给原房屋，也不另行补给房屋。土改时在外地的劳动人民，其房屋已分给应分得房屋的其他人所有，现在回到当地又确实需要房屋的，原则上不退
给原房屋，可由生产队（或大队、公社）设法另行安置。土改时不应分得房屋的人，确以欺骗手段分得他人房屋的，原房主现在提出要房时，应予退还，或采取给予补偿的办法合理解决。
2．依法准许买卖的房屋，经过合法手续，确定了买卖关系的，应保护双方的权利。非所有权人非法出卖他人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房屋为共有，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房屋，买方又明知故犯的，亦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不知情的，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
实际情况处理；买卖关系已成立，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现在又提出异议的，应视为买卖关系有效。
因买卖关系无效而引起的经济纠纷，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解决。
3．劳动人民的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典期届满，准予回赎。土改中已经解决的不再变动。典当契约载明过期不赎作为绝卖的，按契约规定处理。典当契约未载明期限或过期不赎作为绝卖的，在处理回赎问题时，应照顾双方的实际需要，如果承典人确无房住，而出典人又不缺房的
，可将此房屋全部或者部分卖给承典人。典价折算可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原则上应按国家规定的实物价格计算，但也要考虑到双方的经济条件，回赎目的等实际情况。
4．房屋代管问题。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是代管关系。虽未委托，但实际上由其亲属代管，房主没有放弃所有权的，也应视为代管关系。因代管问题发生纠纷时，应依法保护房主的房屋所有权，也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照顾代管人的利益。
分家析产时，外出的家庭成员明知又未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应视为放弃所有权。
5．房屋租赁问题。因公房租赁引起的纠纷，一般的由房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处理。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予受理。处理公房租赁案件，既要保护国家财产，又要保护住户的合法权益。对强占公房或无理拖欠公房租金的，应令其迁出公房或限期付清欠租。
公民个人所有的房屋依法出租的，要保护房主的所有权，维护房客住房的稳定性。房主要负责及时修缮，房客要按期交纳房租。房主不能任意增租，或强行收房，房客不能拖欠房租或转租。租期届满，房主确因住房困难，要求收回自住的，应当允许，但必须给房客找房搬家的时间。
（三）继承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令的规定，保护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教育公民自觉地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提倡互相扶助，互相谦让的道德风尚。
被继承人的遗产，首先应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继承。子女已去世，由其孙子女、外孙子女代位继承。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可继承其遗产，但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恶劣的，可不准其继承。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首先应照顾未成年和无劳
动能力的人，其次应考虑对被继承人所尽的义务和继承人生产、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对虐待或遗弃被继承人的，也可不准其继承。
遗嘱继承应当承认。但遗嘱不能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不能取消未成年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有困难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无法定继承人又无遗嘱的，其遗产应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由国家和集体负责生活的烈属，其遗产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五保户的遗产，原则上应收归集体所有。如其亲友尽有一定义务的，可从遗产中适当照顾。
寡妇再结婚的，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其妻死亡后再婚的，都可以将其所继承的遗产带走，任何人不得干涉。但如有子女又不带走的，应先留下子女的生活资料和费用。
被继承人生前的合法债务应从遗产中偿还。
（四）赔偿问题
赔偿纠纷，一般应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处理。需要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应本着有利安定团结的精神，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分清是非责任。对有错误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检查，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如需要治疗，要酌情让伤害者负担医
疗费，其数额，一般以当地治疗所需医疗费为标准，凭单据给付。确实需要转院治疗的，应有医疗单位的证明。因养伤误工的损失，应与有关单位研究解决。无论医疗费和养伤误工补贴，都不能超出赔偿范围。
对损坏财物的，应根据责任的大小，损坏的程度，酌情赔偿一部或全部。
对未成年子女因损害造成他人经济上的损失，其父母应负责赔偿。



1979年2月2日
　　作者：夏吟兰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罗满景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

　　婚内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之一种，侵权主体包括夫妻及婚外第三人，客体包括夫妻作为一般民事主体而享有的人格权、财产权及配偶权。根据侵权主体以及侵害的权利有无特殊性，婚内侵权行为可分为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行为。前者是指具有配偶一方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违法侵害另一方的人格权与财产权而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本文旨在研究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法律地位、美国法对其规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法上的现状与制度建构，通过对美国与中国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分析比较，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一、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美国法规制及其评析
美国法上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外延宽泛，涵盖了侵害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一般情形，但学者侧重于对其中的典型行为予以研究，这主要包括夫妻之间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婚内强奸（marital rape）、错误陈述亲子关系（tortious misrepresentation of paternity）、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tortious transmission of disease）等行为。
（一）夫妻之间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1． 一般私法规制
从立法层次而言，美国联邦法与州法协同构建了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从诉因而论，受害人可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诉因寻求救济：第一，联邦立法开创性地为家庭暴力提供民事救济。1994 年，美国国会颁布《反针对妇女暴力的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规定受害人有权就其全部损害获得赔偿，包括补偿性与惩罚性赔偿金。可赔偿范围包括与身体、精神或心理照顾有关的医疗服务费用；身体治疗和职业疗法或康复的费用；必要的运输费用、暂时居住的费用及照看子女的费用；收入损失；律师费，因申请民事保护令而产生的费用；因侵害造成的其他合理损失。[1]该立法曾面临合宪性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Morrison案中认为国会不应对单纯的私人行为予以规制，[2]但随着合作型联邦主义对联邦与州之间利益协同的强调，各州可在根据联邦标准进行管理与由联邦法对州法的内容予以预先规定之间进行选择，[3]使得联邦法得以进驻传统上由州法管辖的领域，该法案也逐渐得到了各州广泛认同。第二，家庭暴力可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诉因。尽管有学者与法院主张设立特殊侵权行为（specific tort of spousal abuse）或特殊诉因，但由于家庭暴力与其他侵权行为并无本质不同，当事人可利用侵权法中的一般诉因寻求救济，这主要包括过失（negligence）、过失导致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疏忽责任（negligence per se）、诽谤（defamation）、欺骗与欺诈性错误陈述（deceit and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非法拘禁（false imprisonment）、故意导致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错误致死（wrongful death）、殴打和侵犯人身（assault and battery）等。
2． 特殊私法规制——民事保护令
民事保护令的期限因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单方申请的紧急保护令（ex parte emergency order）多是在紧急情况下申请的，大多数州设定的最长有效期为 30 天以内；永久性民事保护令（permanent order）的有效期则较长，不少州采取了 1 年的最长有效期，也有州将其设定为 2至 5 年。无论是哪种保护令，法院可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限制申请相对人实施家庭暴力；授权申请人独占、使用双方共同使用的住所；允许申请人取得对双方未成年子女临时性的监护权或探视权等。违反民事保护令将遭致刑事责任：各州多采取监禁、罚金等形式，并区分了家庭内外行为的责任。除弗吉尼亚等州外，大多数州将违反保护令的行为认定为轻罪，并设定了最高 1 年的监禁，多数州同时规定了最高 1000 至 5000 美金不等的罚金。
（二）婚内强奸的法律规制
婚内强奸历经由豁免到归责的变迁。截至 2003 年，已有 25 个州和地区废除婚内强奸豁免，26 个州保留了一定形式的婚内强奸豁免。在后者中，有 20 个州承认一方在对方无意识和不能作出同意表示时实施性行为的可以豁免，有 15 个州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允许排除豁免原则。[4]总之，各州对其可归责性的认识尚存差异：第一，很多州对使用暴力的婚内强奸予以规制。例如，加利福利亚州规定配偶一方违背另一方的意志，采取暴力、威胁或恐吓立即实施非法的身体伤害……而为的性行为构成强奸；[5]内华达州也认为配偶一方采取暴力或威胁采取暴力的方式实施的性侵犯构成婚内强奸。[6]第二，一些州对特定期间内的强奸予以规制，这主要包括离婚期间、别居期间、申请或获得民事保护令的期间等。例如，阿拉斯加、堪萨斯等 13 个州规定夫妻在处于别居或离婚时实施性侵害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堪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规定一方申请与获得民事保护令时不再适用豁免。[7]第三，一些州对符合特殊条件者追究法律责任，即主要通过及时控诉来限定婚内强奸的适用，而婚外强奸则无此要求。例如，北卡莱罗纳州和南卡莱罗纳州要求当事人在 30 日之内将婚内强奸的事实报告给执法部门。[8]第四，一些州在法律责任上区分了婚内与婚外强奸，亚利桑那州、南卡莱罗纳州、田纳西州对前者的惩罚要明显轻于后者，[9]一些州将前者与后者分别定为轻罪和重罪。[10]
（三）一方错误陈述亲子关系行为的法律规制
错误陈述亲子关系意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明示或默示其生育的孩子是其丈夫的子女，但丈夫并非该子女亲生父亲的情形。美国法院曾普遍拒绝受理该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子女系婚生子女，丈夫须承担抚养义务，但目前一些法院正在检讨这一规定并以公平为由逐渐承认并受理该诉。
1． 美国多数法院拒绝予以救济
多数美国法院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拒绝受理丈夫以欺诈、故意导致精神痛苦等诉因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第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更重要，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第二，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构成法律规避。该诉是以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人实施通奸或其他性行为为前提，与普通法上已废除的心灵慰藉之诉非常类似，[11]实乃规避法律。第三，错误陈述亲子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未达到侵权法所要求的严重程度。大多数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以故意导致精神痛苦为诉因，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一个人故意或鲁莽地实施了极端且残暴的行为，造成另一个人严重精神痛苦时，前者应对此承担责任。“极端且残暴的行为”是指行为性质残暴、程度极端、超出了社会礼仪的底线、被视为是令人震惊的、完全无法为文明社会所容忍。[12]很多法院认为错误陈述亲子关系并未达到这一程度。第四，并非所有的过错与损害均引致法律责任。有法院认为司法无法对所有过错行为提供救济。与法律的无动于衷相比，法律救济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害。[13]
2． 美国一些法院以公平为由提供救济
一些法院逐渐承认该诉，认为其不违反公共政策。理由是：第一，否定该诉将使过错方免予承担法律责任，有失公平。有法院指出：公共政策不应保护错误陈述亲子关系者，不允许被告利用她的女儿来逃避其欺诈责任。[14]第二，该诉并未规避法律。有法院认为公共政策并非否定以故意导致精神痛苦之诉来解决婚内侵权，如果立法者有意废除婚内的其他侵权行为，势必会明确表态，立法者未明示废除时，诉求应得到支持。[15]第三，在离婚诉讼之外单独提起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近年来，很多法院都认为夫妻间的故意侵权之诉应独立于其离婚之诉”，“离婚之诉的目的在于解除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而侵权之诉旨在为民事过错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16]
（四）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行为的法律规制
各州法院普遍允许对受害人提供侵权法救济，其特点是：第一，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存。早在 Crowell v． Crowell 案中，丈夫隐瞒事实将性病传染给妻子，法院判决被告承担 1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即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金。[17]近年来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大幅上升，如Maharam v． Maharam 案中，丈夫将生殖器疱疹传染给妻子，法院最终认为丈夫因过失传播性疾病而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包括 25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18]第二，注意义务与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则成为归责的重要标准。有法院指出：“我们认为一个人在与他人保持性关系之前，应负法律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告知对方其患性病的事实。”[19]一方面，注意义务基于婚姻的忠实义务与信任义务而产生。有法院认为“存在着婚内性忠实的义务。违反此种义务造成配偶人身伤害是可诉的”。[20]“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赖，至少性伙伴应向对方表明他或她不会得性病或其他危险的传染病。”[21]有法院直言“丈夫负有法律义务，应向其……妻子透露他的情况。违反了这一义务构成过失”。[22]另一方面，损害的可预见性成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有学者指出：损害的可预见性是确定义务的关键性因素，其已经得到了美国法院的大力支持。[23]法院注重采取客观标准来解释可预见性原则，考虑诸如原告损害程度、被告行为与损害发生的关联性、被告行为应受道德谴责的程度、阻止损害发生的政策、被告承担义务的范围及其社会影响、分散风险的保险措施的可行性与费用等因素。[24]第三，法律规制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正如有法院所言：性病的传播是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控制性病传播具有首要的重要意义。与州阻止性病传播的巨大利益相比，要求被告公开其性生活细节的负担并不算重。可见，让被告承担法律责任并不侵害其宪法上的隐私权，隐私权不应成为被告免于承担故意或过失传播性病法律责任的借口。[25]
（五）对上述内容的评析
美国法上多样化的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背后势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彰显着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亦为中国婚内侵权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直接的对比与参考。第一，美国法对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经历了从豁免到归责的嬗变。美国于19 世纪60 年代首度承认夫妻婚内侵权豁免原则（interspousal tort immunity），其在随后 50 年里成为全美普适的原则。该原则在 1910 年 Thompson v． Thompson 案后逐渐式微，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其已沦为少数州所采的规则。[26]截至 2008 年，路易斯安那成为全美惟一保留该原则的州，但该州对其设定了例外。[27]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 895F 条第 1 款规定：丈夫或妻子不能仅仅因为婚姻关系而免除其对另一方的侵权责任。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由豁免到归责的变迁，伴随着由夫尊妻卑到夫妻平等、由夫妻人格不独立到夫妻人格独立、道德在婚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到道德与法律并重等运动，最终奠定了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在当代美国法中的格局。第二，美国法规制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旨在对夫妻平等保护。对夫妻的平等保护既与法律的形式正义理念相符，也与夫妻平等的法律地位相称。尽管婚姻的隐私性与封闭性决定了其较之其他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更频繁的利益冲突，但当配偶一方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另一方的容忍程度、道德允许的边界时，应允许法律介入。对有过错的一方追究侵权责任，既能够填补损害，又能够实现对另一方的公平保护。第三，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为侵权行为之一种，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家庭暴力、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错误陈述亲子关系的受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这些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说明其理应纳入侵权行为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该行为的司法认定往往有更严格的要求，即行为应造成受害人严重损害或实质性损害。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目前趋势是侵权法已扩张至家庭领域，侵权法在抑制侵权行为与尊重家庭隐私之间寻求平衡，法院和立法者建议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应根据不同的、更宽恕的标准来评判。例如，陌生人之间可诉的“暴行”未必会引起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责任；追究过失责任通常适用的合理性标准并不能适用于父母对子女抚养的案例中。[28]许多美国法院提出，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标准应与处理陌生人之间损害的标准不同。[29]“婚内侵权豁免原则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在确定侵权责任时要忽视婚姻的存在。”[30]总之，婚内侵权行为应具有更高的门槛，从而彰显其特殊性。
二、中国法上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制度现状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法律制度。立法虽为其法律适用预留了空间，但未对该行为予以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拒绝承认特定类型的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法院与学理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肯定论在学理中已渐成主流。
（一）立法现状
一方面，《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均未对该行为作出特别规定。无论是《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2 款还是《侵权责任法》第2 条、第6 条第1 款均未区分侵权行为人的主体身份，为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侵权法适用预留了空间。但该法未对该行为作特殊规定，难以兼顾婚内侵权认定与责任承担上的特点。另一方面，《婚姻法》亦未直接调整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虐待等婚内过错行为设置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几乎未涉及民事责任。尽管第 46 条为家庭暴力、虐待这两种婚内侵权设定了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但离婚为适用该条的近因，婚内侵权仅为远因。可见，该条并未直接调整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亦未承认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可救济性。
（二）司法现状
1．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态度
《婚姻法解释（一）》第 29 条第 2、3 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 46 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多数学者认为该条否定了婚内侵权行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司法实践也认为出现了《婚姻法》第46 条所列情形诉至法院要求损害赔偿的，只要不起诉离婚或判决不准离婚，法院一概不予支持。[31]而部分学者完全或部分承认婚内侵权行为，认为受害配偶可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寻求救济。这些学者或者认为该解释只限制了四种法定情形的婚内侵权请求权，或者认为其并未限制婚内侵权请求权。
本文认为，该规定旨在表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就有过错方配偶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之意，意在区分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该解释限制了夫妻之间特定的婚内侵权请求权，受害配偶无法就家庭暴力与虐待行为寻求损害赔偿，但其并未提及其他类型的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受害方在现有立法格局下可根据《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寻求救济。
2． 司法实践的态度
目前，人民法院的态度可分为肯定论与否定论。我国首例支持夫妻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案例是张某某诉杨某案。原告怀疑其丈夫有婚外情而实施了过激行为，后被丈夫带人绑进精神病院强制住院。妻子遂起诉丈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01 年 3 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原告名誉权，应赔偿精神抚慰金。[32]否定论的代表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 年第 2 期所载的石某诉邓某婚内人身损害赔偿案。初审法院没有支持石某的婚内损害赔偿请求，石某遂提起上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邓某除与石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外没有个人财产，邓某不存在对夫妻之间发生的损害进行婚内赔偿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学理现状
我国学者的态度可分为肯定论与否定论，前者已渐成主流。否定论的理由包括：一是婚姻关系的强伦理性使得其更多地应由道德规范调控，法律的作用有限；二是承认该行为将会造成婚姻关系的紧张；三是承认该行为存在执行困难，毕竟我国夫妻个人财产相对较少，而夫妻共同财产面临如何分割的实际困难；四是婚姻法对婚内过错行为设定的行政、刑事责任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已能够实现救济；五是证成该行为还存在证据与实际操作的困难。肯定论的理由包括：一是通过道德调整婚姻关系存在缺陷，加之婚姻关系对个人、公共利益均有影响，法律应予以干预；二是夫妻具有平等、独立的法律地位，侵权之诉不应受到婚姻关系的影响；三是婚内侵权之诉只是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不会破坏夫妻关系并造成离婚率的上升；四是侵权人承担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是可行的，责任承担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矛盾可以通过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度等解决；五是婚内侵权行为与婚内过错行为的刑事、行政责任及离婚损害赔偿不同，有其独立价值；六是我国从未承认夫妻婚内侵权豁免原则。
三、中国法上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制度建构
（一）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法律定位
1． 外部定位：婚姻法与侵权法的选择
婚姻法与侵权法存在交集：基于对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婚姻法法律责任体系完整性等因素的考虑，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更适合规定在《婚姻法》中，但其同时可适用《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规定。第一，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重要性要求其明确化。由于婚姻关系的封闭性与亲密性，夫妻一方侵害另一方的人格权与财产权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且极易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制度作为权利救济和利益平衡的重要工具，有必要在立法中予以明确。第二，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决定了其更适合规定在婚姻法中。大陆法系强调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的划分：前者适用侵权法一般条款，无需予以类型化的解构；后者具有强法定性，依据特殊归责原则而存在，只有前者无法包容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属于一般侵权行为，殊无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单独规定，可直接适用一般条款。但该行为在司法认定和责任承担方面有其相对特殊之处，法律实有必要将其明确化。作为调整婚姻人身与财产关系的专门法，《婚姻法》更适合完成这一使命。第三，婚姻法法律责任体系的完善呼唤该行为的“加盟”。《婚姻法》的责任配置重惩罚轻赔偿，忽视了民事责任的规定。一方面，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在侵权主体、举证责任及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等方面存在特殊之处，我国民事一般法并未对该行为加以特别规定，《婚姻法》因此可对其进行专门规定，以夯实婚姻关系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婚姻法》仅规定了四种情形在离婚时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内容狭窄且操作困难，在逻辑上难谓周延。《婚姻法》实有必要补充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在完善婚姻法律责任体系的同时，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等民事立法的平滑对接。
2． 内部定位
作为婚姻法中的两项民事救济措施，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与离婚损害赔偿具有不同的制度构架与价值，应共存于《婚姻法》之中。
尽管两者存在共同之点，但下述不同足以让两者独立存在：一是诉讼期间不同。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直接前提是离婚，其不能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提起；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的起诉期间并未限于婚内或离婚之后，当事人有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二是两者与离婚之诉的关联性不同。离婚是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直接原因，两者关系密切；我国法未对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的关系作出规定。三是涵盖的事由不同。离婚损害赔偿涉及重婚、同居、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等特定行为，具有较强的法定性；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涉及到夫妻作为一般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与财产权，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四是主观状态要求不一。离婚损害赔偿应以故意为主观要件，而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的主观要件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五是两者的请求权基础不同。家庭暴力和虐待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其请求权基础应为侵权责任；重婚、同居和遗弃行为侵犯的是配偶权，而配偶权在夫妻之间应为相对权，故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通则》第 106 条所规定的不履行其他义务的民事责任。而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的请求权基础恒为侵权责任。
（二）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的关系
1． 美国法的做法
美国法院对两者关系的态度不一:（1）一些法院允许两者合并审理。有法院允许在离婚之诉中提出婚内侵权之诉，有法院允许但不鼓励两者合并，有法院则要求两者合并进行。例如，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两者的合并一般而言是强制性的。当子女福利、子女抚养与监护与解除婚姻关系、解决婚内侵权交织在一起时，法院应将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解决，但主审法官有权决定将两者分立审理。[33]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鼓励而非强制要求诉讼合并。[34]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认为，强制要求离婚之诉与侵权之诉合并将会不合理地延长离婚之诉的期间，并造成延缓决定子女监护与抚养等不利后果。将两者合并是可允许的，但强制合并有违公共秩序。[35]（2）一些法院不鼓励或不允许两者合并审理。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认为不应将两者合并，而应分别为之。[36]纽约上诉法院也认为将人身损害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审理并不适当。两者的目的不同、救济方式不同、要求的证据类型不同，将两者合并将会延长离婚之诉，并使其复杂化。这与迅速完成诉讼、将诉讼对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的目的相左。[37]第三，一些法院实施个案审查进而作出决定。其没有预先规定对两诉采取合并或分立，而是认为主审法官有权根据事实来决定是否合并审理。法官考量的因素常常包括侵权之诉的权利人是否要求陪审团审理，或者离婚是否采取无过错主义等。[38]
2． 中国法的选择
本文认为，美国法中允许而非强制两诉合并的做法可为我国法借鉴。我国法应允许当事人选择同时或分别提起两类诉讼，由法院合并或分立审理；同时允许法院向当事人提出建议，实现法院对诉讼程序选择的有力指导。第一，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拥有处分权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符合国家对婚姻关系的有限干预，我国不应将两诉强制分立。第二，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在目的、构成要件等方面的区别，使得我国法难以对其强制合并审理。第三，法院在考量具体因素后，有权对诉讼程序提出建议。一方面，法院基于对司法资源的掌握和审判经验，对诉讼程序选择拥有更权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基于两诉可能涉及到相同的事实，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建议显得尤为必要。
（三）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可执行性
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理应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停止侵害、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非财产与财产责任形式均可适用。
由于非财产责任不存在执行障碍，本文将讨论财产责任的执行问题。
首先，夫妻个人财产是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财产责任的物质基础。无论采取何种财产制，夫妻会拥有法定或约定的个人财产，其成为财产责任执行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