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2010年7月28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当坚持尊重人格尊严、平等对待，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对未成年人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应当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第四条　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有责任保护、关心、培养、教育未成年人，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促进未成年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制定和实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和监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承担以下职责：
　　（一）宣传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决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受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
　　（四）指导下级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工作；
　　（五）做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其他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可以聘请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及热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士作为特邀监督员。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七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供必要的学习、生活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发展。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知情权、隐私权，根据未成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和认知能力、思想状况，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和生活习惯，保障未成年人享有与其身心健康相适应的休息和娱乐时间。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家务劳动、社会公益活动以及各类健康的文体活动，增强其自理和自律能力。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其自我防范能力，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增强教育与监护意识，学习家庭教育知识，主动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掌握正确的教育和监护方法。
　　教育行政部门、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和学校、社区应当通过举办家长学校、专题讲座、网络课堂等形式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引导父母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提高教育子女的能力。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二）教唆、强迫、怂恿、纵容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三）强迫、教唆、指使未成年人乞讨、卖艺等；
　　（四）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五）非法处分、侵占未成年人的财产；
　　（六）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残疾的未成年人以及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
　　（七）放任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
　　（八）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父母对未成年的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歧视、虐待、伤害或者遗弃。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人员代为监护，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并保持与委托监护人、未成年子女及其所在学校、村（居）民委员会的经常性联系。委托监护前应当听取并尊重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对未成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优秀传统教育、法制教育、劳动教育；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开展生理、心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尊重和保障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以停课、劝退、劝转等方式变相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成立家长委员会，听取家长对未成年学生保护和教育工作的意见，建立与家庭、社区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的联系制度。
　　学校和教师发现未成年学生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不得歧视、擅自停止其上课。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以经济手段惩罚违反校规校纪的未成年人。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完善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的聘任及工作制度。
　　学校应当配备健康辅导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生理、心理健康辅导及青春期健康辅导和社会生活指导。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立健全校园安全制度，配备专职安全保卫人员，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寄宿制学校还应当建立夜间值班和安全巡查制度。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员工对学校内扰乱教学秩序或者侵害未成年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制定应对各类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每年至少组织进行一次安全应急演练。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预案，及时疏散、转移和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第二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加商业活动；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销或者变相推销教学辅导材料和学习、生活用品；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未成年人接受有偿的疾病免疫接种。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合理安排课时和作业，保证未成年学生的娱乐、休息、睡眠时间和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第二十五条　学校对用于教学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应当采取安全过滤措施，引导、教育未成年学生正确选择和使用网络资源，培养未成年学生良好的上网习惯，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
　　第二十六条　学校处分未成年学生，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对申辩的内容予以书面答复，不得因申辩加重对未成年学生的处分。
　　因违反学校纪律被学校处分的未成年学生，本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学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核查，并在10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二十七条　有条件的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应当设置专门学校，对在专门学校就读的未成年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专门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应当予以保障。
　　第二十八条　进入专门学校就读的学生，原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符合条件要求转回原学校的，原学校不得拒绝接受；毕业后由原学校颁发毕业证书。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九条　文化、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严格影视和各种出版物审查制度，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和指导，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网络运营商、报刊亭、售书租书摊点以及录像、电子游戏室等的监督管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渲染色情、淫秽、暴力、恐怖、迷信、民族歧视等内容的书刊和音像制品。
　　第三十条　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
　　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
　　第三十一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各类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展览馆、体育场（馆）、公园、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应当对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专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地、设施、器械，成年人不得占用，有关单位不得出租或者挪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　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内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酒吧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三条　成年人有劝阻、制止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责任，发现离家出走或者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未成年人处于危险、紧急情况时，成年公民应当救护、援助。
　　第三十四条　社会各方面应当支持中、小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先锋队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为之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十五条　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或者处罚，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失去监护的，采取措施的机关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临时代行监护职责。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把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周边地区作为重点治安巡逻、监控区域，在治安情况复杂的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设立警务室或者治安岗亭。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维护校园以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对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者对学生强行索要财物、侮辱、殴打的应当及时依法处理，保护学生人身财产安全。
　　第三十七条　用于接送幼儿园儿童、中小学校学生的专车应当保持车况良好、定期检修并配有专用标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在车流量较大的学校门前道路应当设置车辆缓行减速带、人行横道线，并在未成年学生横过道路集中的时段安排专人指挥疏导。
　　第三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卫生、城管、质监等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周边餐饮店、副食店、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及周边50米范围内向未成年学生流动销售商品。
　　第三十九条　游乐设施和公共场所电梯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未成年人安全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适宜年龄范围、警示标识等安全注意事项。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于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除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予以救助外，还应当与流浪的成年人分开救助，并提供心理辅导、短期教育，进行不良行为矫治。
　　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第四十一条　县(区、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外出务工的农村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托管机构，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外出务工的农村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导和帮助。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应当开展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外出务工的农村未成年人的生活关爱、心理疏导、情感沟通等活动。
　　第四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或者其他服务机构，为弃儿、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外出务工的农村未成年人提供养护、托管、救助等服务。
　　第四十三条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不得收集、使用、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和其他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或者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学校、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资料。
　　第四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科技发明、文学艺术创作受法律保护。对有特殊才能、有发明创造或者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学校、家庭应当予以鼓励、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有关机关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出的检举、控告和申诉应当及时处理，依法惩罚摧残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办理离婚或者继承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受抚养、教育和继承的权利。
　　第四十七条　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慎用强制措施，减少监禁刑罚。
　　第四十八条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与成年人分别羁押、分案起诉、分案审理、分别矫治。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组织进行调查。
　　第四十九条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不到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派员到场。
　　除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情形外，应当批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会见被羁押的未成年人。
　　第五十条　对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解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刑满释放以及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其复学、升学、就业等不受歧视。
　　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
　　第五十一条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明或者失去监护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举办法制教育学校，对其进行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
　　第五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负责服刑在教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管理工作，将服刑在教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纳入国民义务教育，并对义务教育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未成年教养人员管理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开展对服刑在教未成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相关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应当予以协助。对学习培训考核合格、符合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对不起诉、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帮教措施，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以及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做好矫治、帮教、复学、就业培训等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单位，应当督促其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员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在校园及周边50米范围内向未成年学生流动销售商品的，由相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1988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试论刑罚的目的

刘成江


一、对西方各派别的评析
　　根据日本人岛田武夫的著作——《日本刑法新论》，关于刑罚的目的，有几种不同认识观点：
　　（一）绝对主义
　　此派认为人的“自由是天赋的，而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思想基础，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其他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在内。人的行为是根据其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归诸道义责任。依据自由意志只能选择实施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不能选择不利于社会的行为。选择实施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就是危害社会，就是恶，就是犯罪。为恶或者犯罪都要受到报应”。刑罚就是相应的报应，是犯罪的结果，犯罪是刑罚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罪犯只是由于其犯罪行为的存在才被科处刑罚，除此之外，刑罚不追求其他任何目的，所以被称为绝对主义，又称报应主义。它可分为狭义的报应主义和赎罪主义：
　　1．狭义的报应主义。这种主张从因果报应和维护正义出发，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如果实施了恶的行为，那么就是非正义的，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由于对正义的出处持不同的观点，又可分为：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
　　（1）神意报应主义。此说认为正义来源于神，神意就是正义，犯罪行为违反了神意，所以就应当受到惩罚。其代表人物是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尔。现在的大多数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出于当权者的需要，借宗教这个工具维护统治罢了,很少还有人持此观点。但是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难道法律不是人们借以统治社会的工具吗？只不过这个工具要远比宗教先进，更能使日益趋向于理性的人信服，也更能够迷惑人，因为无论人类多么趋于理性，始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摆脱不了自身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如果人类抛弃假象，抛弃自身的非理性因素，那么人类也就抛弃了统治社会的基础，那就是抛弃了自己，之所以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到现在都没有准确地描述出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抛弃自己，也不敢想象人类自己被抛弃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2）道德报应主义。此说认为道德观念的存在是基于正义，犯罪行为是违反道德的，因此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据此对犯罪进行报应。根据现代的法学观念，法与道德虽有联系，但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道德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追求，要求可能相对较高，但法律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就应当降低一些。如果把刑罚的目的看作是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的报应，那未免过于苛刻了。
　　（3）法律报应主义。此说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根据法律的规定，人们知道了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因而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是法律对犯罪行为人的报应。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以牙还牙之外，刑罚不具有其他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这个观点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首先，它明确了刑罚的依据是法律，从而否定了刑罚擅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把刑罚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依据法律对罪犯的报应是不对的。我们暂且从法律报应主义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下：由于犯罪行为违反了法律，而法律又是正义的体现，从而也就是违背了正义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违背了正义的要求就要受到惩罚（报应）呢？因为正义是人类的追求。那么人们为什么追求正义呢？因为人们渴望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对法律的维护）得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公平、公正，从而使自己不受到他人的侵害，这才是人们惩罚违反法律行为的人的目的所在，也是人们维护法律（正义）的目的所在，因而也就是刑罚的目的所在。在黑格尔的思想里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因为他认为犯罪是对法律的否定，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他的思想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家利用刑罚对否定法律的犯罪加以否定，使被侵害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所以持法律报应主义观点的人自己都摇摆不定，还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呢？
　　其次，它指出了罪与刑要相当的原则，即轻罪重罪要与轻罚重罚相对应。虽然这一理念直到现在都对刑罚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康德将其报应刑的理论归纳为是同态报复，他认为刑罚应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了别人就等于是打了自己，你杀了别人就等于是杀了自己，他的报应刑观点又被称为等量报应刑。黑格尔相对于康德来说，思想上好像是前进了一步，把“等量”提升为“等价”，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黑格尔认为报应刑应当是等价值的，因此又被称为等价报应刑。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说道：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犯罪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那么作为对犯罪的否定，刑罚也同样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
　　从康德和黑格尔作出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这种刑罚的目的就是对犯罪的等量或等价的报应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评价为三种，即对社会有利（正价值）、对社会有害（负价值）和对社会既无利也无害（无价值）。犯罪行为肯定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因此对社会来讲它具有负价值；刑罚是针对犯罪行为而存在的，因此具有正的价值，如果不具有价值或是具有负的价值，刑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这里，我们假设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成立，即：犯罪行为对社会的侵害=刑罚对犯罪人的侵害，那也就是说犯罪行为所产生的负价值应当正好与刑罚所产生的正价值相抵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两个侵害行为的存在的性状等同。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刑事司法程序的存在有何价值？
　　第三，还有一点也是所有报应主义的共同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重点强调了“罚”字。当我们回顾刑罚的历史的时候，不禁感叹，人类竟然发明了那么多的折磨罪犯的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手段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在我看来，只要有社会，就得有法律，只要有法律，就离不开刑罚。但是据此就说刑罚仅仅是为了惩罚（报应），其实并不是如此。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罚而罚吗？显然不是，为了什么呢？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详尽阐明作者的观点。
　　最后想说明的重要一点，那就是法律一定是正义的体现吗？换句话说就是，法律一定体现正义吗？这非常值得思考，如果是恶法，本身不能体现出人们所谓的正义，那么此时依据什么来惩罚犯罪呢？此时惩罚罪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想关于这一致命的缺陷，法律报应主义者是无法弥补的。
　　2．赎罪主义。德国人柯勒是此派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刑罚对犯罪人施以痛苦，从而使犯罪人通过承受痛苦把自己从过去解脱出来。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刑罚具备消灭人的过去罪孽的力量，所以在施以刑罚时，完全以每个具体的犯罪人不同的特性来考虑。
　　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考虑刑罚的目的时，把刑罚本身脱离于社会，就好像是在天国之上，只有上帝和犯罪人的存在，并没有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刑罚的社会性。当然，此观点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能够考虑到刑罚所针对的每个个体有所不同，也是值得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二）相对主义
　　此派认为，“刑罚不是因为有犯罪才科处，而是为了将来不犯罪。所以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当然结果，而是预防将来犯罪，维护社会利益的手段。所以刑罚的目的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实际利益，从而科刑的标准应以是否达到维护实际利益的目的来决定，不是依犯罪的客观现实或罪责的大小来决定。所以称为相对主义，又称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
　　此派又有三个分支：
　　1．一般预防主义。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因为犯罪大都由于贪欲所引起，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的贪欲满足，以致知所畏惧，不敢触犯刑律。”
　　主张一般预防的人又可以分成三派：
　　（1）威吓主义。此说以德国人葛梅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用严刑峻法可以威吓社会上的一般人，通过公开执行酷刑，使人们在心理上对犯罪后的结果感到恐惧，从而减少社会上的犯罪行为。由于此说过分强调刑罚的残酷性，“不仅与现代刑罚日趋文明与缓和的时代精神不合，且会导致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不可取。
　　（2）心理强制主义。此说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费尔巴哈。他们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本能，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为了追求实施犯罪所带来的快乐”。如果犯罪后所带来的痛苦能够远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快乐，并使一般人全部知晓这个结果，就会抑制一般人的犯罪的意念，从而减少犯罪。此说与威吓主义比较接近，要想起到必要的心理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酷刑滥用。
　　（3）警戒主义。此说代表人物是德国人鲍尔。他们认为，“犯罪大多由于行为人不知道其行为是否被刑罚处罚或对其行为缺乏注意所至，因而为了预防犯罪，法律应当公开宣示何种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唤起一般人民的注意，教育其不去实施犯罪。”
　　虽然鲍尔说的这种不知法而犯法的人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人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多，绝大部分人犯罪时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还有就是把警戒看作是刑罚的作用之一还可以，如果把它看作是刑罚目的有些不妥，似乎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
　　一般预防主义的这三种主要学说，与其说是刑罚的目的，倒不如说是刑罚所起到的作用更加准确。前两种学说由于强调使用酷刑，更加不可取，警戒主义虽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但它也不能被看作是刑罚的目的，而只能说是刑罚的作用之一。还有一点，如果说刑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规戒社会上的一般的人，就将他们中的一个犯了罪的人处以刑罚，是否公正呢？难道他的生命是为他人而生吗？如果有人说是因为他犯了罪的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一般预防主义滑向了绝对主义。
　　2．特别预防主义。此派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已经被科处刑罚的人将来再实施犯罪行为，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派：
　　（1）改善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路德。他们认为刑罚仅仅针对犯罪的人，目的在于“使其悔改向善，将来不再犯罪”，国家具有使犯过罪的人弃恶从善的责任，刑罚恰恰就是履行这个责任的一个手段。
　　可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恶行吗？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因为法是分恶法和良法的，如果恶法中规定是犯罪的行为在良法中不是犯罪，那么又谈何弃恶从善呢？所以把“改善”作为刑罚目的有不妥之处。
　　（2）防卫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龙勃罗梭。他明确指出：“刑罚必从防卫立论，方可无反对之地。”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都具有生存权，而犯罪行为就是对国家的这项权利的侵害，国家为了免受侵害才对犯罪的个人处以刑罚。
　　但是这种观点好像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国家是为了免受侵害而对个人处以刑罚，那么是为了免受谁的侵害呢？罪犯吗？他已经对国家侵害完毕，谈何免受他的侵害？如果说是为了避免他再次侵害社会的话，那就更加可笑了，难道我们的法官都是先知吗？能够断定出每一个罪犯都会再次侵害国家？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是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其他人的侵害，杀一儆百，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派别从特殊预防的这个阵营滑向一般预防，而一般预防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所以把防卫作为目的是站不住脚的。
　　3．双面预防主义。此说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贝卡里亚和英国人边沁。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结合。贝卡里亚在其辉煌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明确指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刑法学相关问题的论述，对于现代刑法学来说，贡献无疑是极其重大的，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人。但我仍然认为，他的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认识还不深刻，虽然他的论述已经可以算是刑罚之实然目的中的直接目的。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何为目的，目的是行为想要得到的结果。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的刑罚制度，如果仅仅是从人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称其为社会了，我们就会生活在先哲们描绘得理想国和乌托邦之中了。但是我非常的理解他，就像我理解现在的许多中国学者一样。他的观点的提出，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及之前，社会的专制统治非常严重，刑罚的滥用极其普遍，导致人权遭到践踏、社会秩序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他的观点的提出，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专制统治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又是含蓄的，因为他自己就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他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论述究竟是由于其主观上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在客观上受到了专制统治的影响就不在此考证了。总之，在我看来，贝卡里亚对于刑罚目的的描述，仅仅可以被看作是对表象问题的解答。
　　（三）折衷主义
　　由于它调和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所以此派在看待刑罚之目的时，既认为刑罚之中存在着报应的因素，又认为其中也存在着预防的因素。但是，经过我们以上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即使把二者捏在一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
　　二、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
　　对于刑罚的目的，我国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和西方现有学说差别不大。但是有一种学说值得注意，就是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虽然我不能同意此说的观点，但是对于他们将刑罚的实然目的分为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做法很是赞同，而且我对于刑罚之实然目的的看法也是基于此种划分而产生的。我国刑罚目的主要学说：
　　1．惩罚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利，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以制止犯罪的发生。
　　2．改造说。此说认为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个手段，达到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的目的。
　　3．预防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它表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
　　4．双重目的说。此说认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既有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三目的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有三：即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教育和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分子，使他们不走上犯罪道路；教育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积极同犯罪作斗争。
　　6．预防和消灭犯罪说。此说认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是要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教育改造成为新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最终消灭犯罪，以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目的。
　　7．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
　　（1）较早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持此说的人认为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2）比较成熟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持此说的人认为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其中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
　　三、我对于刑罚目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