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市政府令第88号



（1995年6月2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根据《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绿化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杭州市城市建成区和经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区范围内的各项绿化活动以及各类绿地（包括规划绿地）、树木、绿化设施（包括绿地的装饰护栏、园林小品、绿化植物、名称标牌、公园导游牌及其他绿化宣传牌等）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
　　第三条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是杭州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市城市园林绿化工作，负责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的组织实施和指导、协调、检查各城区的绿化工作，并直接负责西湖风景名胜区及市管行道树的绿化管护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城建行政主管部门按本实施细则规定负责本辖区内的绿化管理工作，并负责对所属街道及辖区内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绿化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各街道办事处具体组织督促、检查辖区范围内的单位、住宅小区、居民区宅院的绿化和管护工作。
　　杭州市绿化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市城乡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
　　各区绿化委员会在市绿化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领导本区绿化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各区城建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条 杭州市规划管理局和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应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共同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城市绿地建设应合理布局，做到市区绿化与郊区绿化相结合，普遍绿化与重点提高相结合，逐步形成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
　　第五条 凡年满11周岁的城市居民，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依照《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义务植树和其他绿化义务。各单位都应将当年的人数据实统计，报所在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分配当年具体任务的依据。
　　市、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确定各单位义务植树具体任务指标时，可按单位划定责任地段，承担整地、育苗、起苗、运输、栽植和养护任务，也可按相应劳动量，分配承担绿化造林工作的某一单项和几个单项的任务，或按规定实行以资代劳办法。
　　第六条 年满18周岁的成年公民无故不履行植树义务的，由所在单位进行教育，并责成其限期补栽或给予经济处罚。
　　没有完成当年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应按市绿化委员会和财政部门制订的标准向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该项费用，行政事业单位在经费包干结余或预算外收入中列支；企业单位的支出，应进行纳税调整，在税后列支。
　　第七条 义务植树绿化费专项用于为补偿单位或个人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所雇用的植树人员的工资、苗木、肥料、药械、工具以及绿化宣传、奖励等费用的支出。
　　第八条 城市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地规划、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须有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参加审核。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应及时将审核意见通知有关区城建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建设工程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新建住宅区的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30％。其中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低于人均0．5平方米，小区（含组团）不低于人均1平方米，居住区（含小区与组团）不低于人均1．5平方米。
　　（二）旧城区成片改造（包括组团、小区、居住区）的绿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应不低于25％，其中公共绿地应不低于前款相应指标的50％。
　　（三）零星插建单幢住宅，除幢间道路用地外，其余土地应用于绿化。
　　（四）工业企业、仓储等的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20％，属于旧城改造项目的，不低于15％。
　　（五）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永久性港口、码头、集装箱集散地、车站、停车场、大型煤场和专业性市场等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20％，属于旧城改造项目的，不低于15％。
　　（六）旧城区干道两侧新建影剧院、饭店、商业大楼、大会堂等大型单体建筑，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15％。
　　（七）学校、疗养院、医院、部队、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等建筑，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35％，属于旧城改造项目的，不低于30％。
　　（八）化工、印染、造纸、制革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厂区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30％，属于旧城改造项目的，不低于25％。厂区与生活居住区之间设立一定宽度的防护林带。
　　（九）城市道路绿化，主干道绿化带面积应不低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20％，次干道绿化带面积应不低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15％，在旧城区范围的可相应降低5个百分点。
　　（十）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地面积应高于城区同类项目绿地比率的15％；西湖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地比率应高于城区同类项目绿地比率的5％。
　　（十一）各类公园绿化用地应符合《公园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道路、铁路、河流、湖泊规划绿化带两侧征用、划拨建设用地时，应同时按规划要求征用、拆迁、划拨一定面积的绿化带用地，无偿交给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统一组织安排绿化。此类城市总体规划绿化带用地不计入建设项目的绿地率指标。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确因用地紧张，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第九条规定的指标的，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同意，杭州市规划管理局批准用地规划后，应按不足的绿化用地面积，向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缴纳绿地易地补偿费。收缴的绿地易地补偿费纳入市绿化建设基金，统一用于全市绿化建设。建设项目绿地易地补偿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5％。绿地易地补偿费的标准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会同杭州市物价局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绿化建设费用应列入该项建设总投资。建设项目的绿化配套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配套绿化工程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按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建设。建设单位需改变设计方案时，须经原审批部门批准。配套绿化工程的完成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绿化季节。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必须按有关规定及时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应拆临时设施和构筑物，负责将场地内的残留物清理干净并平整场地，按建设项目的绿化规划按时完成绿化。
　　未按时完成配套绿化建设的，市或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应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不完成的，由市或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代为组织绿化，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并按实际发生的绿化费用的1至2倍向责任单位征收绿化延误费，征收的绿化延误费统一用于城市绿化建设。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及涉及绿化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全市性、区域性公园的设计方案，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批。
　　（二）新建、改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组团级住宅以及其他重要城市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审批。
　　（三）园林绿地内建筑工程的设计方案，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审核后，由杭州市规划管理局审批。
　　有碍园林绿地景观的建设项目在划定勘设红线时，须征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因特殊原因确需占（借）用城市绿地（包括规划绿地，下同），砍伐、迁移树木的，建设单位应持项目批准文件、规划用地许可文件及规划设计方案，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核准，发放准予占（借）用绿地或砍伐、迁移树木通知单，土地管理部门凭上述文件准予占（借）绿地通知单，核发用地许可文件。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如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认为批准占（借）用绿地的范围或规划设计方案不妥，应在10日内向杭州市规划管理局提出修改建议。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与杭州市规划管理局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请示市人民政府决定。
　　因临时或杂项建筑工程需占（借）用绿地或迁移、砍伐树木时，按以下权限审批：
　　（一）占（借）用本单位内的一般绿地、居住区绿地，一次一处50平方米以下的，由区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备案。
　　（二）迁移树木（除古树、名木），胸径在19厘米以下，一次一处20株以内的，砍伐树木（除古树、名木），胸径在19厘米以下，一次一处10株以内的，由区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备案。
　　区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审批之日起7日内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备案。未报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备案的审批项目或上报备案的审批项目中有违背《绿化条例》及本细则规定的事项，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有权指令纠正或直接予以撤销。
　　第十六条 当发生水灾、火灾、风灾等突发性灾害天气时，为抢险救灾或处理事故急需迁移或砍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但应在3天内向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 因建设项目无法避让并按规定权限批准占用现有绿地的，应按绿地等级向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缴纳绿地易地补偿费和绿化补偿费，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统一安排绿化，或者由占用单位以占用同等级别绿地2倍面积的土地进行绿化，费用由占用单位承担，并应先补后占；占用尚未实施的规划绿地的，由规划部门相应调整绿化规划。绿化补偿费的构成要素为所占绿地的绿化植物价、绿化设施价、绿化迁移费、1年的绿化养护费等。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绿地，占用后本单位绿地指标达不到本实施细则规定比例的，应在本单位内以与被占用同等面积的土地进行绿化。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经批准砍伐建设用地上的树木，应按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制定的标准补偿给树木所有人。
　凡经批准同意迁移的树木由建设单位承担迁移树木的人工费、运输费、材料费、1年的绿化养护费，并按不同季节向树木养护单位缴纳40％～60％的树木损失补偿费。
　　第十九条 需临时借用现有绿地的，按本实施细则规定权限和程序报经批准后，按规定标准缴纳绿化补偿费。临时借用期以2年为限。确需继续临时借用绿地的，应提前一个月办理延长临时借用绿地的审批手续。延长借用绿地手续最长不超过6个月。超过限期的，加倍征收绿化补偿费。借用期满后，借用单位应负责恢复绿化。
　　临时借用规划绿地的，按本实施细则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后，按临时借用土地的办法处理，借用期满后，借用单位应负责恢复绿化。
　　第二十条 市政建设经批准占用现有绿地的，按下列情况进行补偿：
　　（一）经核准砍伐树木的，市政工程竣工后可以恢复绿化的，应根据不同季节由市政建设单位负责恢复绿化，并相应缴纳砍伐树木的人工费、运输费；砍伐树木后不能进行绿化的，应按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制定的补偿标准的70％～80％进行补偿，并支付相应的人工费、运输费。
　　（二）经核准迁移树木的，市政建设单位应按绿化植物价值20％～60％进行补偿，并支付迁移的人工费、运输费和1年的养护费。
　　（三）就近安排相应面积的土地用于绿化。如就近安排绿地确有困难的，应按同等级绿地缴纳绿地易地补偿费。
　　第二十一条 城市现有树木应严加保护。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为树冠垂直投影以外5米；胸径在50厘米以上的大树的保护范围为树中心以外7米；胸径在30厘米以上的中等树木的保护范围为树中心以外5米。在树木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新建、扩建、改建建（构）筑物，不得堆放土、石等杂物，不准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和取土挖石。
　　树木因枯萎死亡需要砍伐的，须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批准。
　　第二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直接建设和管理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名胜区的绿化和养护，在城市维护费中列支。居住区绿化养护费在新村管理统筹费中列支。
　　第二十三条 违反《绿化条例》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规定，擅自侵占城市绿地，建造临时或永久性建筑设施，或作其他非绿化用途的，以及擅自迁移、砍伐树木的，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侵占绿地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或擅自迁移胸径在10厘米以下、2株以内的树木，情节较轻，能主动采取弥补措施，立即恢复绿地的，责令其具结悔过，并处以被占绿地造价（按绿地补偿费的构成要素，下同）或树木价2至4倍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侵占绿地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或擅自迁移胸径在10厘米以下、5株以内的一般树木的，或砍伐一般树木2株以内，损失较重的，责令其退还绿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地造价或树木价4倍至6倍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500元以上700元以下的罚款。
　　（三）侵占绿地在10平方米以上15平方米以下，或砍伐一般树木5株以内，或迁移一般树木10株以内，损失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退还绿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地造价或树木价6至8倍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侵占绿地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或迁移一般树木19株以上，或砍伐一般树木5株以上的，责令其退还绿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地造价或树木价8至10倍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侵占绿地不能恢复的，除按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有关规定处理外，并收取2倍的绿地易地补偿费。
　　（六）其他毁坏树木及绿化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损失费2至5倍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100元以上400元以下的罚款。
　　（七）毁坏古树名木的，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砍伐或者毁坏古树名木致死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责任者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破坏绿地、树木，或毁坏林木绿化设施，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绿化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一至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以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四至九项行为之一的，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一）损坏草坪、花坛和绿篱的；
　　（二）钉栓刻划树木，攀折花木的；
　　（三）在绿地内乱扔废弃物的；
　　（四）在绿地内割草、挖沙、取石取土的；
　　（五）在绿地内放牧、捕猎、开垦种菜的；
　　（六）围圈树木或就树建房的；
　　（七）在绿地或道路面侧绿篱内设置营业摊点的；
　　（八）在草坪、绿篱和花坛内堆物、堆料的；
　　（九）在绿地内倾倒废渣、废土的。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列处罚，在城区的，由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执行，其中处罚后允许其补办占用绿地手续的和罚款在3万元以上的，须报经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批准；在西湖风景名胜区的，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执行。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的行为，必要时，可以直接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按照本办法收缴的罚没款一律上缴同级财政部门，返回部分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于绿化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本办法收取的绿化补偿费、绿地易地补偿费、绿化延误费等，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愈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模范执行本办法，并接受群众的监督。绿化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持有关证件或佩带标志，从严管理，秉公执法。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具体应用中的业务问题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我国商法的发展及影响

吴 勇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法学2班，四川，成都，610225）


摘要：几千年的我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是一部从排斥商法到逐步承认商法的历史。因此，改革开放商法被提出来以后，对我国来说商法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商法，商法的发展历程如何，它对我国的法制及商事行为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就此问题从商法的起源、发展、我国商法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地位，以及新时期商法对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交易实践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商法 商法的起源 商法的发展 商法的地位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独立。在现代社会商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市场经济到处涌动的情况下，商事活动已经成为一项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它关系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社会、国家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它的有序地运行，商法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在我国制订民法典的历史时刻，法学界又重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法典应当采取哪一种模式，法学界一直持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当暂且搁置这些争论，不妨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未理解当代中国商法，以引起人们对商法在当代新发展的关注和对商理念的重视。
一、商法的起源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法在我国也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法学对商法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有关商法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仍停留在很简易的阶段，这不能满足对现实生活实践地规范和指导作用。商法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商法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
关于商法的起源，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古希腊的法律甚至更早的楔形文字法，公元前15世纪《赫梯法典》中关于商品价格管理的规定以及古希腊时期的罗得梅法（Lex Rhodin）即古代商法的最初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后期万民法中关于代理、冒险借贷、海运赔偿等规定构成早期商法的基本内容。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古代法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或与之相类似的完整制度[1]。其中第三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
关于古希腊就存在商法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采纳，大多数学者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尤其是不允许为每一个阶层的利益建立一种法律体系，因而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城邦民主制的古希腊并不拥有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的古代文明社会所罕有的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而仅仅是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海上贸易，因而为调整商品经济所需的独立的商法商则没有产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不少学者认为，商法不像民法那样历史悠久，中世纪是欧洲商法的起源之时。[2]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商法的起源说值得商榷，就史实而言，商法的演进历程有两条：一是源自希腊，通过交易实践形成商法自主发展的历程；一是源自古罗马法[3]，古罗马时代的万民法，“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民族的同样尊重，……一切民族都适用它”；“几乎全部契约，如买卖、租赁、合伙、寄存，可以实物偿还的贷款，以及其他等等，都起源于万民法。”[4]罗马法中的万民法是商法的起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法的形式。”这种经典的论断深刻的揭示了商法产生的必然性、产生的客观规律性，使商法的起源这个曾被大陆法系所坚持的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观念的某些学者弄得极为混乱而复杂的问题，明确而又科学得得到了回答，即商法产生于市场交易实践，并随着市场交易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不断发展和创新。[5]
二、商法的发展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商法源于中世纪商人法。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中形成商人这个阶层．他们为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得了自治权力，建立了自治机构，处理商人之间的争端，逐步积累起商人之间通行的规则，汇编成册，后来被称为商人习惯法。经国王的认可，在国王颁布的法令中这些商人习惯法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真正的法律。 1804年，法国颁布了商法典，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陆续颁布了商法典。
（一）我国商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商人自治和商法传统，这是导致商法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儒家提倡以仁义治国，对商人自然嗤之以鼻。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教化四方时．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抑商”制度。自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是因为商人的逐利、思变思想会破坏专制的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脆弱的自然经济，否则小农就会“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于。”历代统治者需要将安土重迁和知足常乐思想浸入到老百姓心里。但“商人未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6]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的驱动下，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纵深阶段，股份制、票据、证券。这些原来传统商法上的制度设计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并日益显现出持久的生命力。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商人的精神更值得提倡。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学会像商人那样赚钱了，都学会了像公司那样使自身利润合法地最大化，“全民皆商”并不等于中国有了商法精神，有了商人社会。商人社会并不等于商人阶层或商人集团，而是一种商人精神，即充满自由、效率与竞争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商法的发展所面临的两大问题
1、“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
在传统的法律分类理论中，商法和民法都属于私法范畴，都强调“个人本位”、“权利本位”。都遵循“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但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由于其营利目的的驱动，使商事法律关系中隐含着巨大投机性。因此，各国都将国家公权引入商法，通过国家干预弥补私法自治的不足。[7]这样虽然商法和民法都为私法，但商法却有诸多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也把法律分为普通法与特别法，以“法律之规定事项为标准者，关于一般事项之法律为普通法，关于特别事项之法律为特别法，即民法为普通法，商法为特别法”。[8]因此，商法兼有私法和公法的性质，是民法的特别法。近代大陆法系的国家在立法体例上，是按“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体例体现商法性质的。以法、德、日为代表的国家主张民商分立，在民法典外制定了独立的商法典。只有少数国家如瑞士、泰国采取了民商合一的体例，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也选择了这一体例。客观地评价，两种体例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因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必然，都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面。但任何立法体例都不会尽善尽美，从本质上讲，商法是在民法的产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无论这一形成的客观基础如何，在商法的理论及适用上都留有民法的痕迹。这样，无论商法采取何种立法体例都不能摆脱和民法的联系，只是所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
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注重民商法的共性。原因是商事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在本质上归结为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体例要求在适用法律中达到尽可能地普遍适用，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同时，民商法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都可以成为调整市场经济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当然，民法除了调整平等的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尽管这两种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当人身关系也能用财产关系加以补偿时，就有可能以此平衡人身关系利益，如人身受到侵害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民商合一更注重追求法规的完备和适用法律的一致。采用该体例可避免在法律内容上的大量重复，实现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优质化。另外，从思想根源上看，民商合一的思想萌芽虽然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但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却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到充分发展时得以确立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已广泛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商事活动已广泛社会化，使商法独立存在的根基受到冲击。因此，民商合一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它使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扩大，民事主体在从事商行为时。不需重新辨认其身份，从而更加符合发达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历史潮湿。但该体例过于规范化和理想化。而在现实中许多商事行为井不具有典型意义，如果一味地套用这种体例，则会导致适用法律的力不从心，造成理论中的“巨人”，实践中的“矮子”的局面。同时民商合一还可能造成适用法律的不平等，因为在某一领域内，如过于强调统一标准，则会忽视某些特定条件下的环节和情势的存在，不利于维护特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则更强调商法在规范主体和行为上的差异。因为商法的研究对象是商事关系，这就决定了商事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以经济效益为重，并通过简捷、快速的运作机制，才能保证减少损失、避免风险、获得利润．所以在商事活动中，对所形成的当事人之间特定的关系和习惯，仅仅以民商法中一般的规则加以调整是不够的。把商法从民法中分立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商法中的这些特殊方面加以规范化，从而使商法更具有法律上的适用性，同时民商分立注重实际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特殊处理，有利于法律的创新和应变，能避免民商合一的理想化禁锢所带来的僵化和单一。因为商事活动注重的是效益，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按照商品价值规律进行交易至关重要。所以，商事立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才能规范商事行为。把商法从民法中分立出来．有利于商法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另外，从民商分立的历史看，也与民商合一的体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民商分立的思想萌芽最早出现在中世纪，主要是为了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交往中自发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民商分立体例后来率先在法国得以确立也不是偶然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商人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旧制度的民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经过一系列的立法程序，法国终于在 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尔后，德、日等国也相继制定了商法典。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施不乏成功之处，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更新和完善固有的法典，很快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腾飞。可见，民商分立的体例较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9]
民商分立主义与民商合一主义在中国之争，开始旧中国民法编纂之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共和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民商分合”之争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因“受到立法的牵引过甚，迟滞了学术的独立和长成”。[10]这种“民商分合”之争未能摈弃片面和急功之嫌，笔者认为，我国商法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一些商法的基本理论缺乏一个认真而又严肃的思考，有关方面本应该积极的引导和推动这种思考的深入，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理论陷阱，把人们的注意了力都吸引到了“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就是中国商法的先天性不足。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白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跳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陷阱，牢牢抓住大陆法系近代商法是民法特别法这一本质问题，全方位地对商法是民法特别法进行分析、思考，同时结合我国的实践，研究一种确实可行的方案，为我国商法的发展提供可靠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支持。
2、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划分
在商法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混淆。近代商法是国家制定的商法典，或是单行的商事法律，而现代商法是市场交易的基本法，20世纪50年诞生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确立了体现现代市场交易的新的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笔者认为，我们对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区分把握好四个方面：
（1） 我们要有一个时间概念，顾名思义，近代与现代是对一个时间段的划分，所以我们不能脱离时间这个概念来区分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近代商法是特指中世纪，即5—15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的商法。但是，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并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所有商法都是现代商法。
（2） 现代商法具有现代商法的内涵，第一，商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基本法还是特别法。第二，市场主体在除外规定下，是协议可以改变法律，还是不可改变法律。第三，商法是资本(智力)经营法，还是营利法。第四，市场行为是靠自律还是靠他律。第五，市场主体是强化素质，还是强化身份。第六，是商事合同与消费者合同分离，持殊保护消费者，还是不分离，平等保护。第七，是合法行为法优先，还是不法行为法优先。第八、商法规范是开放式与国际接轨的，还是封闭式的自成体系。第九，商事权利救济是自裁机制为主，还是以他裁机制为主。第十，商法是私法还是公法或私法公法化。[11]如果不符合这第二条界限，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颁布的商法也不能认为是现代商法。
（3） 现代商法的效率优于安全、自由与平等并重、诚信与守法并用的理念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4） 是否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认为，从商法的立法来看，我国商法正在由近代商法向现代商法演进，并且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我国商法的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目标在我国的确立，我国商事立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相继颁布了一批商事单行法，1992年颁布的《海商法》，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1995年又相继颁布了《票据法》和《保险法》，1997年颁布《合伙企业法》，1998年颁布了《证券法》，1999年颁布《合同法》。此外，我国，《破产法》也在紧锣密鼓的修之中，可见，商法体系在我国正逐渐形成。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我国商法的发展趋势
新的世纪可以说是商法扩张和大显身手的世纪，综观世界，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细察中国，坚定不移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加入WTO、西部大开发、促进沿海内地的优势互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开放，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圈的前景已经展开，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国内和对外市场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无限商机，将会为商法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在步入世界贸易大国的中国，巩固和加强作为独立的商法地位，其意义是不可言喻的。
1、立法形式的选择
商事立法的形式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之间均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以一般的商事习惯和判例等不成文形式来表现商事规范；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均以成文法形式俩表现商事规范，但因“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分流，对商法典是否独立存在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我国，从立法的实践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更加趋向于民商分立，坚持民商分立的精神实质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
2、立法体系的选择
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着两种商事立法哲学，一是商人主义，二是商事行为主义。以商人为核心来构筑商法体系已成为过时。商人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固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但现代法律又不能使其成为特殊主体，反对商人阶层特殊化，是现代民法基于主体平等原则对传统商法提出的有力挑战 。所以，现代商法不能以商人为核心构筑其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事行为的范围日益扩大，已经达到了无业不为商的状态，商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而以商人主义构筑的商法显然已经不适宜。商事行为则与之相反，由于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符合现代经济民主观念和潮流。[12]所以，我国商法应以商事行为为核心构筑体系。
3、我国商法内容的基本构成
我国商法在内容上 一方面要继承国外商法中有价值的内容和通行的做法，同时要剔除其不合理的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素。例如，我国商法中关于商事仲裁的内容，明显不属于商行为，应服从我国商事仲裁法的规定，不应该列入商法 ，我国商法在内容上的构成，应按总体商事行为与具体商事行为相互结合的原则，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总则，二为分则。总则应由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等内容构成，分则应包括商事交易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内容。
三、我国商法的地位
鉴于民法与商法的密切关联，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问题，关系到商法有无存在的必要、商法以什么形式表现、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然而，无论是分立还是合一，均不应影响商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民商合一，也不等于否定商法的存在；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商法的存在并不表明一定要制订一部独立于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在世界范围的民商立法中，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谓民法的商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所谓民法的商事化，指的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规范企业的商法在市民法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修正民法原理的现象。随着大量商事单行法规的颁布，民法完全包含商法的现象己经不复存在，因此民商法在事实上很难完全合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世界性贸易的兴起，使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手段更为多样，贸易管理更为复杂。这些变化促使商法的分工越来越细，也推动着商法国际统一的进程。现代商法在体系上己打破了传统商法的格局，不再局限于商身份和商行为两个方面，而是形成了商事身份法、商事组织法、商事管理法、商事行为法、商事秩序法这样一个商法体系。因而，商
法的蓬勃兴起将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必然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商法自身的理念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在商法一度缺少类似民法中那种一般原则和内在一致的情况下，民法就被频繁地用于对商法的解释和补正。近代以来，为了消除和遏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各国不仅加强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且对在司法领域的商法进行公法干预，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商法公法化”变革，商法的理念也由权利至上向权利互惠转变。而我国商法自一开始就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行政指令曾一度起主要作用，缺乏商事活动中主体意志的表达，因而使我国商事主体规范及行为规范的价值出现扭曲，着眼点只是在干保障交易的安全。比如，票据法不仅对票据的种类、出票人资格加以严格限制，而且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内商法规范与国际商事惯例的逐渐接轨，我国商事主体规范的
价值己经向着保障交易安全与促进投资自由并重的方向转化。因此，我国商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13]

四、 我国商法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独立，在现代社会商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市场经济到处涌动的情况下，商事活动已经成为一项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它关系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社会、国家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它的有序地运行，商法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