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若干规定


（1993年第7号 1993年5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3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


第一条 为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依照《办法》和本规定处理。
第三条 市公安局是本市处理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区、县公安机关（以下简称公安机关）按职责与分工，处理交通事故和实施处罚。
第四条 公安机关根据《办法》规定需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或者嫌疑车辆的，扣留车辆所需费用由车辆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负担。经检验鉴定嫌疑否定的，应将所交费用返还给交纳人。
第五条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时，应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提交申请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有关材料。
第六条 交通事故责任者应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负全部责任者，承担符合规定损失的100%；负主要责任者，承担符合规定损失的60%至80%；负同等责任者，各承担符合规定损失的50%；负次要责任者，承担符合规定损失的20%至40%；三方以上的交通事故责任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参照上述原则确定。
第七条 除《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外，交通事故责任者还应承担下列费用：
（一）外地来京参与交通事故处理的人员所需伙食补助费，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到本市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但计算费用的人数不得超过３人。
（二）伤者未住医院治疗需护理，或出院后个人生活不能自理需护理的，根据医院证明，给付护理费。给付标准参照《办法》中护理费的规定计算。
（三）伤者定残后个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根据医院证明，给付护理费。给付标准，参照《办法》中护理费的规定计算，但计算费用的人数不得超过１人。
第八条 未经公安机关同意，住院治疗的交通事故的伤者和残者不得转入康复性医疗机构治疗。擅自转入康复性医疗机构治疗的，其费用由伤者和残者承担。交通事故当事人对治疗、诊断有异议的，由公安机关指定医院或法医进行诊断、鉴定。
第九条 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认可的车辆修理单位进行估价、修理。
第十条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有关当事人的就业、户口、住房和债务等问题，不在调解之列。
第十一条 委托代理人申请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伤残重新评定或参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的，被代理人应向公安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变更委托权限、解除委托代理，被代理人应当通知公安机关。
第十二条 处理交通事故的具格程序，由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制定。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８年６月１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雇主责任归责的类型
从各国现行的立法例来看，通行的雇主责任的归责，分为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三类。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法国民法典》规定了雇主责任。对这种责任的性质，法国有不同认识，通说趋于危险责任论，认为雇主责任并“不是建立在雇主……的某种过错的基础上，……仅仅是一种危险责任。”危险责任，按张民安的见解，等同于英美法中的严格责任，张新宝则认为近于无过错责任。
　　这种危险责任不以雇主有选任或监督雇员上的过失为成立要件，即使雇主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仍不免责，可见法国关于雇主责任的规定之严格程度。
　　（二）严格责任原则
　　英美法系中，雇主代替雇员承担的因于后者的职务的损害责任，一般适用判例法中的转承债务规则。所谓转承债务，是雇用人的代理责任形式。论其性质，系属一种无过失责任，雇用人不得主张选任或监督受雇人已尽相当注意而免责；雇用人本身虽无任何过失，仍应就受雇人之行为负责”。然而，对此另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代负责任仍没有超出过错责任的范围，即完全可以用过错责任来解释。在代负责任中，原告要证明被告的雇用人在雇用期间因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然而，雇用人之所以要对受雇人的行为负责，根本在于其过错。”第三种观点吸收了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雇主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形式，因其本身并无道德上的应受责难性；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责任从发生的起始处看，是由雇员的过错行为产生的，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过错的因素在内。
　　以上两种解释，笔者认为并非是相互冲突的。而后一种观点的学说则将雇主责任方置于受害者—受雇用人—雇用人的责任传导的结构之中，看到了严格责任是过错责任的转化形式，并不脱于过错责任范畴。总之，英美法对雇主责任的归责采取严格责任，虽然具有无过错的形式，但仍以过错为基础。这种规则下的雇主，仅能在不可抗力、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过错等方面提出抗辩。
　　（三）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
　　除前两种外，最重要的归责方式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德国、日本等大陆法国家采取此种法例，以《德国民法典》最为典型。过错推定责任要求：雇主应对受其雇员职务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当其尽到相当注意及监督之责任时，则可免责。过错推定责任，实质是强调雇主在选任及监督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举证责任归属雇主，当发生雇员损害时，法律推定雇主在选任及监督上存在过错，从而应担责。这种归责原则明显严于过错归责，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及不特定的社会利益。
　　这种立法例有以下三个特点：（1）过错推定。雇主依法负有选任或监督义务；当发生雇员职务侵害时，推定雇主过错，承担责任。受害人无须举证，即举证责任倒置；（2）抗辩的法定化。法律直接规定抗辩事由；（3）强调雇主有无过错，对雇员则无明确要求。
　　　针对前述几类雇主责任归责方式对雇主过于严格的弊端，一些法域，如我国台湾地区，纷纷采取过错推定与衡平责任相结合的立法体例，以更为公平的分配责任和利益，防治对雇主责任的滥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如果因雇主行使法定抗辩权，证明其无过错，而无人承担损害责任时，经当事人申请，审理法院可依公平原则根据当事人间的经济状况，对损害进行共同分担。
　　对这种公平责任的方式，王泽鉴教授认为因有该规定，则受害人可以不论雇主有无过失，都可以申请法院判决雇主承担一定之责任，从而实质上具有无过错责任的意味：“假若雇用人举证不能使法院确信，或法院基于政策上的考虑，对举证责任特别严格要求，则雇用人虽无过失，仍应负责。雇用人纵能免责，法院亦得受害人之声请，另其为全部或者一部之损害赔偿，由是现之，本条规定与无过失责任，已甚接近。”但如果将德国法的规定与法国无过错责任及英美严格责任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台湾地区立法对雇主赋予了较大的抗辩空间，从而一定意义上减轻了雇主承担的责任，更有利于雇主在选用和监督雇员，以及雇员在与第三人进行职务行为时，更为谨慎，从而减少侵权及损害性结果的发生，体现出了对雇员侵害行为引发的责任后果在雇主、雇员间的公平担负，是一种公平责任原则的体现。
　　总之，各国的立法都体现了对雇主严格要求其承担责任的倾向，体现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的立场，这是其基本面；另一方面，各国根据其自身情况，分别对雇主责任的严格性进行了一些限制，表现在雇主责任抗辩等规定上。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